《论陈独秀主义》
蔡和森（一九三一年九月十日）
原载于《布尔什维克》第4卷第五期
署名：和森
一
陈独秀主义是什么？是中国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中之机会主义和孟塞维克路线之典型的代表。所有从中国近时革命运动中发生出来的各种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自戴季陶主义，彭述之主义，谭平山主义，以至鲍罗庭主义，都可以且应该归纳在这一中国孟塞维克的总路线之中——即陈独秀主义之中。
陈独秀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而且带着民族资产阶级的理想跑到中国共产党里面来影响中国工人运动，原来是很明显的。他是欧战后中国资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的主唱者，美国式的“科学”和“民主主义”（《新青年》杂志的两个主要口号）的宣传者；哲学上，他是从美国杜威博士的实验主义进到法国启蒙时代的机械唯物论。这恰好是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欧洲大战时期中发展起来的思想的和政治的表演。这一时髦的表演，在“五四”时期确是起了不少的革命作用。
凭靠在民族资产阶级和学生群众的“五四”反日运动，渐渐的软弱下来，而由此运动所引起的北方工人运动（主要是京汉路工和唐山矿工）和上海以及广东的罢工斗争继续不断的表现出新的社会阶级带着伟大的革命力量跑出舞台。于是陈独秀首先起来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学生群众说：“工人的力量比我们大些”。此时正当他们对于“五四”运动的前途发生悲观，对于“五四”以后的发展方向发生彷徨，他们的先进分子正想“从下等社会”中找出自己的力量的来源和凭靠，这就不得不使他们看中了时髦的工人运动。因此陈独秀同着他所影响的急进的智识分子就开始与胡适之派（《新青年》杂志中的左翼）分化，改变自己的方向：由资本主义的美国方向改变到社会主义的俄国方向；由凡尔赛会议和华盛顿会议改向远东民族会议（一九二二年在第三国际旗帜之下召集的）。由此，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
二
陈独秀主义不是忽然一下形成的，他的发展经过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大约可分为四个时期：一九二三年党的三次大会之前后建立了他的孟塞维克的路线之一般的理论基础；一九二六年三月事变前后以至武汉时期建立了他的机会主义的实际策略；武汉失败至六次大会时，是他的动摇和消沉时期，一九二九年中东路事变后，进到公开的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总路线，由取消主义进到“资产阶级工党”之叛逆的社会民主党地位。
三
首先看他在党的三次大会时期所形成的孟塞维克路线之理论的基础。这一时期有他最典型的两篇文章：《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这两篇文章最能代表他的一般理论的立场和倾向。
假若在一九一九——一九二二年陈独秀看重过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那么，到一九二三年京汉路罢工失败后，他就跑到孟塞维克的根本立场——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势力。他说：“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主要分子——然亦只是主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概括来说，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展，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详细说来，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此时中国工人阶级的理想界分为三愿：（一）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家族，亲属，地方观念还非常之重……有许多目前虽是近代产业工人，而他过去未来的生活并未能与独立生产者（小手艺，小商人，小农等）的环境绝缘，不感政治的需要，并不脱神权，帝王之迷信……工人阶级的思想尤是宗法社会的而非国家的……。第二，只少数有了国家的觉悟，有了政治的要求，……只在最进步的海员及铁路工人罢工中才表现出来……。第三，真有阶级觉悟并且感觉有组织自己阶级政党的工人更是少数中的极少数，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的阶级政治斗争之需要与可能，而且连一般的政治斗争之需要，都不曾感觉的工人，也并不是少数。”（《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固然中国工人阶级不是没有缺点的，可是陈独秀经常的乐于从缺点方面来看中国工人阶级。他在三次大会的演说中，简直把中国工人阶级咒骂得不成东西。什么“宗法思想”呵！“不脱神权帝王迷信”呵！没有“国家觉悟”呵！他举了许许多多的琐细事实来形容中国工人阶级之“穷极丑陋”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上面所引的文章，是在大会开幕后写的，语句口气已经比在大会争论时客气万倍了。他在大会中从中国工人阶级的落后，神权帝王迷信及没有国家觉悟的立场发出来的分析中国革命的动力，拚命的肯定中国工人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之后，他就很骄傲的夸大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他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同上文）。又说：“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状况既然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这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基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此文是大会前二星期写的）。”他在大会的答辩中，热烈地辩护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主人。
他对于农民怎样呢？大会中的左翼曾提出工人阶级与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的理论与他对抗，这在他看来简直不值一笑，因为中国农民更是宗法观念，反动思想，神权帝王迷信，散漫不集中的“四不象”。大会闭会后，在他的论文中很客气的这样说：“农民占中国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但是，农民居住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下，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畏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
在他的革命势力的计算中始终没有农民，因为他看定了三个原因，农民难于加入革命。试看他所计划的民族革命联合战线：“中国的经济状况，军阀阶级已与资产阶级显然分开，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分化尚未到截然分离的程度，所以革命的资产阶级应当与革命的无产阶级妥协，打倒共同的敌对的军阀阶级……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当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一切时候，陈独秀是把农民放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之外，并自始至终了解这联合战线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联合，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阶级合作和阶级妥协，在这革命联合战线中资产阶级是居领导地位，而无产阶级是附属的。
陈独秀怎样决定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呢？他说：“半殖民地的经济权大部分操诸外人之手，政治权形式上大部分尚操诸本国贵族军阀之手，全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在外国帝国主义者及本国贵族军阀压迫之下，有产无产两阶级共同起来，对外谋经济的独立，对内谋政治的自由，这是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特有性质”。
固然在党的六次大会以前，对于中国革命性质和任务全党都没有明确的观念，然而如象陈独秀始终不认识土地革命为中国革命之主要内容，始终不认识而且不愿认识工农民主独裁制，这对于他完全不是偶然的。他说：“在普通形式之下，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国民革命成功后，普通形式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彼时如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但是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算的可能，也并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同文）。
那么，工人阶级为什么目的要加入这革命呢？他说：“殖民地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意义就是对外要求民族之经济的政治的独立，对内则要求一般国民在政治上之自由。这种一般国民之政治自由，如集会结社罢工等之自由，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目前至急的需要”（同文）。工人阶级参加革命的目的就仅仅在这里——不是为得争取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之领导权，不是为得工农民权独裁制的胜利，更不在争得革命之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前途。这种转变的观念在他是完全没有的。他同俄国的少数派一样，把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截然划分为两个不相连续的阶段，即现在既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工人阶级只有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以后，再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他对于农民运动也就是从这样的立场出发，他说：“所以中国农民运动，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
从以上所述，就可明显的看出陈独秀主义在第三次大会时期所形成之理论的基础，——即中国革命的工人运动中之少数派的路线；他对于革命动力的估量——重视资产阶级，轻视无产阶级，而忽视农民；对于民主革命联合战线的了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妥协，无产阶级隶属于资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对于革命性质和前途的观念——看不见土地革命的内量，看不见工农民主独裁而更没有看见革命有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只有“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自然资产阶级的握得政权”，待资本主义发展之后，将来再来社会革命。所有这些就确确实实形成了中国少数派的总路线。从他的“造国论”以至“汪陈宣言”以至中东路事变后的三封信，不过把这总路线“一言以贯之”罢了！
为什么使他这样呢？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他自始至终是站在左翼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影响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既然自始至终是站在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所以不能了解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而只能了解资产阶级的领导；不能了解土地革命，只能了解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不能了解工农民主独裁，而只能了解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和建立资产阶级的国家（造国论之精神）；不能了解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必然要转到社会主义革命，而只能了解革命是停留在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阶段之上，或完全跳过此阶段。
陈独秀在三次大会的立场既然如此，他当时发出些什么具体的口号呢？“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没有阶级斗争，只有民族斗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独立性此时是鬼话！”“等待和国民党分家后，再组织共产党不迟！”……
三次大会闭会后，陈独秀和马林共同提议响应上海资产阶级的民治委员会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办法是请求国民党发宣言，而不用共产党名义发宣言。当时，我向他们抗议，才把这一个企图打消。难道现在陈独秀的取消主义和叛逆是没有历史的深远的来源？
一九二五年的革命高潮，推动中国党开始由智识分子的小团体变为工人群众的党。党在这一高潮中起了相当的组织的和领导的作用。这一高潮首先就是证明中国无产阶级之领导的能力与作用，打破陈独秀马林以至鲍罗庭等对于中国工人阶级势力之不相信和轻视。陈独秀在相当的短时期中，似乎多少变动了对于革命动力的机会主义观点。可是一到五卅末期——张学良出兵镇压上海工人，郭松龄事变及吴佩孚攻取河南之后，又使陈独秀对于工人阶级势力发生悲观，对于时局发生不正确的估量。他同魏金斯基立刻修改以前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政策，由此以至武汉时期就实行陈独秀主义之机会主义的实际政策。
第一、改变只要左派国民党的方针（坚决打击右派，削弱中派和强大在中共领导之下的左派）号召国民党右派合作，并送右派首领回广东，这是三月事变的主观原因之一。
第二、对三月事变完全采取无原则的退让政策，并实行乡村联合战线的机会主义策略，阻滞广东的土地革命。
第三、北伐开始后，即将独立的工人运动隶属于蒋介石所要挟的民族利益之下，实行阻止和削弱罢工运动的方针；同时扩大乡村联合战线的口号，去阻滞湖南高涨的土地革命。
第四、在上海工人三次暴动中实行“帮助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工人阶级只要政治自由”的孟塞维克策略。
第五、对于已经开始反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代表蒋介石采取卑鄙的屈伏退让政策。
第六、北伐出发，鲍罗庭同陈独秀完全把广东交于李济深，盛行“以甲制乙以乙制甲”的小政客式的上层政策。
上面这些机会主义的实际策略，就规定了一九二七年四月间上海和广东之大失败。
现在再看武汉时期陈独秀主义之实际政策。这一时期，陈独秀主义与鲍罗庭主义混合起来，有名的西北学说的理论与实际成为陈独秀主义之变形发展。他的主要内容是：（一）回避帝国主义离开东南工业中心，接出冯玉祥同到西北去建立革命根据地；（二）停止土地革命，等打到北京后再说；（三）取消所谓工农运动的过火；（四）向小资产阶级让步；（五）承认国民党的领导权，共产党在政治上完全处于隶属地位；（六）完全向汪精卫，唐生智投降，自动的承认退出国民党和其政府，以换得共同打到南京去（详见我的党的机会主义史）。
中国第一次大革命之断送于陈独秀主义及其变形的西北学说之手，难道还不显明？
五
武汉失败后，陈独秀进到消沉与动摇时期。这一时期的特征，他不仅顽固的拒绝承认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且开始演进到取消主义和合法主义的阶段。一九二七年七月底，他向临时中央局提议：（一）把一切工会农会及政权机关转交于国民党左派；（二）我们在左派政权下进行下层群众日常工作；（三）暂时专做反帝运动，工农运动不要有所动作，以避回大的牺牲和破坏，这就是他的“保全”自己势力的方法——取消主义合法主义。
以为资产阶级完全胜利了，革命完全没有了。现在要紧的只是怎样回避牺牲保全势力——这就是陈独秀主义发展到取消主义的根本精神。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时，他提出下列主张：（一）苏维埃口号现在不宜采用；（二）农民运动应在四不主义（不纳税，不还债等）的限度下进行；（三）中国共产党不能一党包办革命，如谭平山等仍应与之党外合作。
这一取消主义的“温和”纲领，难道不是中国孟塞维克路线之继续向前发展？
六
陈独秀拒绝出席党的六次大会，违抗两年以来共产国际的电召；他只是口口声声说，共产国际“牺牲了我和平山”。然则他向那方面走呢？早就看得明白：他非走到反革命的营垒不可。南京政府向苏联进攻的冒险事业，就成了他的最后的转变。他向中央进攻的三封信，不外是“资产阶级工党”的大纲。
他对中东路事变的态度根本是站在资产阶级国家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观点上，绝对的与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观点相反。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他自来就是带着资产阶级国家主义的影响跑到中国共产党内来，现在仍然不得不带着这副本来面目跑出中国党的队伍之外去。所以他不关心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祖国之被攻，而且只关心于国民党强盗统治的中国之变为塞尔维亚第二。他们的主要借口是：“此时中国大多数民众尚在眼前的具体的民族利益蒙蔽之下，不能懂得拥护苏联的口号”。他所谓大多数民众自然是把工人与资产阶级混在一起。经过长期激烈的阶级血战之后的中国工人阶级，在陈独秀看来还是这样落后，这样不能了解拥护苏联口号。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他在一九二三年认定中国工人“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没有国家的觉悟”，现在经过七年以上的斗争，中国工人已有了“国家的觉悟”即在民族利益的蒙蔽之下，拿这个一九二三年他所说的中国工人对照起来已经是大进步了！陈独秀先生！你不是没有进步的呵，拿你的进步，与你所想象的中国工人的落后或进步去比较：你是进步得更远了！中国工人只领导中国革命进到苏维埃阶段，而你却领导孟塞维克主义进到资产阶级工党：——进到公开反革命！陈独秀先生，你不必拚命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口号”罢，你自己的“反对误国政策”就是你们自己的阶级口号；改组派同你们一样的采用此口号：
陈独秀对于革命失败后的政权性质取了托洛斯基主义的观点。这完全没有什么奇怪。因为他自始至终的立场是资产阶级的，一切阶级关系都用资产阶级做中心来决定。看他怎样说一九二七年的事变：
“这一种转变时期的特征便是社会阶级关系之转变，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势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和帮助，加增了他的阶级力量之比重，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后的打击，失了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了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至少在失去对立地位之过程中变成残余之残余！为自存计，不得不努力资本主义化，就是说不得不下全力争取城市工商业的经济势力，做他们各个区域内的统治基础。”……这“中国历史上一大转变时期”，他所看到的主要的只是“资产阶级取得胜利，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和帮助”，“封建残余受了最后打击，……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他绝对不会梦想到由这一转变中国革命进到苏维埃阶段，资产阶级投降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无产阶级取得了中国之唯一的领导地位。这些小事情，在他是不会梦见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中国革命的图表素来就是这样预定的：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建立资产阶级的国家，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下，发展资本主义，再来做社会主义革命。
所以现在陈独秀对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完全过渡到托洛斯基主义，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是由蒋介石所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完成了，封建势力不存在了，帝国主义让步了，现在所有的事情只是等待提高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以后再来干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不要了，以后直截了当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陈独秀主义和托洛斯基主义之共同立场。工农民主专政这一口号，自来在陈独秀脑中就没有设想过，直到现在依然不能设想。因为他所能设想的，只是既然叫做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那末一定是资产阶级胜利，建立资产阶级政权，那里会有什么工农专政这回事。中国资产阶级从一九二七年以来已经胜利了，已经“形成了自己为中心领导的统治者，并且已实现了这样的统治，就是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再则反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在陈独秀看来简直不可了解，他至死也不会了解，因为这与他素来所设想的相去太远了。他素来设想的革命主要动力是资产阶级，若失了资产阶级这革命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然则现在革命动力既然把资产阶级除外，而革命任务又要反对资产阶级，——这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什么？
所以陈独秀和托洛斯基接着就提出“国民会议”做目前政治任务的中心口号与中国共产党工农民主独裁和苏维埃口号相对抗。陈独秀自来就不赞成采用苏维埃口号。托洛斯基咒骂在武汉失败后，采取此口号是犯了罪恶。不是别的，只是因为它们认为蒋介石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现在所应有的任务只是召集国民会议来做议会行动，合法运动，及“取得一些自由”罢了。这不是新的，仍是发展他一九二七年七月底的取消主义的大纲。
在这样的取消主义之下他们自然要拚命否认中国革命高潮，用反对“盲动主义”来做阻止与破坏高潮的借口。陈独秀曲解列宁两个波涛间的话来掩饰自己的取消主义，其实他在武汉失败时就宣言革命在很近的将来很难再起。从他看来中国的事变似乎已经证实了他与彭述之的革命阶段论：现在是南京政府稳定发展资本主义的时期——长的历史时期现在所有军阀战争不过是资产阶级发展的过程。托洛斯基在一九二八年就预言蒋介石制度的稳定。国民会议的口号就是建立在他所估量的中国革命低潮上面。
陈独秀把自己装做是革命势力“保全者”极力咒骂八七以来共产国际与中共新的政策如何牺牲了干部如何丧失了革命势力，那么我们首先看他在武汉政变时用什么政策“保全”革命势力；他同鲍罗庭规定投降的政策来“保全”革命势力——自动退出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把一切革命领导权政权工农组织交给国民党左派，用“适合工商业利益的政纲”同汪唐共同打到南京去。上帝呵！假若此时没有共产国际坚决的出来打碎你们这一“保全”革命势力的投降政策，还有今日布尔塞维克化的中国党吗？还能取得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之唯一的领导地位么？你们自命为革命势力的“保全”者和反对盲动主义的英雄，实际你们只是可耻的投降者，顽固的叛徒。再看你们七月会议的大纲十一月的大纲（一九二七）以至中东事变后的大纲，难道你们革命势力的“保全”者之假面具还不显明么？
七
陈独秀现在全身投到托洛斯基的怀里，用托洛斯基的旗帜来回护他过去机会主义的错误，来破坏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来进攻共产国际。他无耻的宣言他的错误是在所谓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领导之下做出来的。他宣言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的路线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及工农民主独裁，而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是盲动主义的策略。他咒骂现在工农革命的高潮为“土匪式的扰乱”侵犯了资产阶级的胜利“与稳定”，使他们国民会议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计划遭遇困难。他不要脸的诬蔑“国际的指导却在当进攻的时候教中国党投降，当退守的时候教中国党胡乱的拚命”。他认为一切罢工斗争、街上示威、游击战争都是盲动主义都是土匪式的扰乱。他不仅咒骂中国党的领导机关为官僚主义，他更咒骂“国际的领导站在官僚主义的路线上”。
还在武汉失败时陈独秀同鲍罗庭就说“如果说中国党是犯了机会主义那末根本这机会主义就是季诺维也夫领导的国际教我们的，国际教我们加入国民党教我们帮助蒋介石”。照陈独秀的见解，加入国民党就是“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独立性是鬼话”。这样叛徒的思想难道是一九二三年国际教你们的？断送上海暴动的胜利，对蒋介石卑鄙让步与幻想，隶属工人阶级于民族资产阶级之下，停止土地革命，取消工农运动的过火，以至向汪唐投降……难道这些是国际教你们的？现在你们的假面具要算完全揭穿出来了：你们根本否认工农民主独裁的路线，认为机会主义的路线，因为这一路线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反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路线，是要建立苏维埃的中国，保证他迅速的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这完全违犯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陈独秀主义之资产阶级的立场，所以陈独秀同蒋介石汪精卫一模一样的咒骂“共产国际破坏中国革命”。
八
中国革命运动中之有少数派路线和半少数派路线——托洛斯基主义——现在也如俄国一样的，假如托洛斯基主义在俄国革命中表面上能维持一种与布尔塞维克对立的第三种路线和第三种派别，那么在中国他（托洛斯基主义）一开始便与取消主义的陈独秀主义完全混同，以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路线相对抗。这完全是自然的，因为一九二八年以后的托洛斯基主义已经从半孟塞维克的性质完全进到反革命。所以现在托洛斯基派与陈独秀派在中国所进行的不止是“八月团结”而且立即进到“资产阶级工党”的地位这不是偶然的，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现在中国比八月团结时的俄国，阶级斗争的剧烈与革命复兴的状况要不同些，现在的中国（一九二七年以来）阶级斗争这样的剧烈，与托洛斯基主义混合的陈独秀主义以及托洛斯基主义的本身必然迅速进到社会法西斯蒂主义。陈独秀派马玉夫等在上海工人斗争中的工贼行为就表征了这一社会法西斯蒂的前途——不是远的将来的前途，而是目前的非常之近的前途。
这一社会法西斯主义必然成为民族法西斯主义的补充和助手。
所以对于陈独秀主义和托洛斯基主义的斗争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任务之一，对于这种斗争的丝毫犹疑或调和态度就是帮助了反革命。
九
对陈独秀主义的性质阶级基础以及其前途之不正确的了解就要弄弱对于他们的斗争。比如鲍罗庭在讨论陈独秀主义时（在莫斯科中国科学研究院）开口便说：“陈独秀主义与西欧的孟塞维克主义有区别么？我以为在业已走到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欧洲孟塞维克主义，与中国的孟塞维克主义之间是有区别的。半殖民地的国家如中国，说他同欧洲的孟塞维克是一样的——这是不正确的。这个意义就是我们承认在中国已完成资产阶级革命，而资产阶级已站在政权上，孟塞维克已在中国起社会法西斯蒂主义的作用。不能断定中国孟塞维克主义走到欧洲社会法西斯主义，因为中国革命的道路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是必不可免的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所以说不上中国有资产阶级的发展道路……所以陈独秀与他的派别即中国少数派完全不要妄想他们与其欧洲兄弟——即帝国主义国家孟塞维克起同样的作用，换过说，中国孟塞维克没有任何前途”。
又有一个同志用书面这样的写着：“假如我们现在再提出一个问题：陈独秀主义代表什么东西，他的社会基础怎样？那么我们明白看出一种回答，以为陈独秀代表将来的中国社会民主党——这是不正确的。社会民主党有变成社会法西主义的倾向，有工人贵族做基础，而且只有在财政资本和剩余赢利发达的地方才有地位。以为陈独秀和他的派别会成为中国社会民主党那就会错误。因为要做出这样的结论就须要设想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即开始第二个资本主义时代。照我的意见他的社会基础就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智识分子，他们一方面是自己的社会地位与中国资产阶级，一部分买办资产阶级有关系的自由职业者学生等，另方面没有脱离半封建地主的关系。”
上面的见解可以说是补充鲍罗庭的。他们做出陈独秀主义与欧洲孟塞维克主义的区别，在陈独秀主义不会变成社会法西主义。主要理由是中国不是财政资本的国家，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工人贵族等等。这种不正确的区别和否认，不仅是建立在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机械的对照上面，而且建立在对于中国阶级关系之不正确的了解上面。所以对陈独秀主义的性质作用及其阶级基础就发生不正确的估量。
陈独秀主义他在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铁一般的证明是在中国工人运动内来执行中国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影响。无论陈独秀及其派别的个人大都是由上面所引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出身；但当我们要正确的判断陈独秀的主义性质，作用及其代表的阶级基础时我们就不得不：一方面指出他是在中国工人运动内来执行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另方面指出他是代表中国式的贵族工人（工头及少数的高等熟练工人等）及一部分被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影响包围的落后工人。不指出这两点就不能正确的了解陈独秀主义的性质及作用，也就不能正确的了解陈独秀派与改组派及其他资产阶级派别的区别，和他（陈独秀主义）的危险之更大。
陈独秀主义代表中国式的贵族工人和被资产阶级影响的工人，故自来就看不起中国的工人阶级的努力，而欲把工人阶级隶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利益之下。陈独秀主义和欧洲孟塞维克主义在一切根本问题上——如阶级关系，革命动力之不正确的了解（崇拜资产阶级，轻视无产阶级与农民）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及政权性质等等没有任何区别，在工人阶级内来执行资产阶级的影响更没有任何区别；代表贵族工人和资产阶级影响包围的落后工人一点上也找不出严格的区别。毫无疑义的现在陈独秀主义是隶属于民族改良主义下的社会改良主义（如四不主义，限制工人运动于部分的斗争，而反对工人的政治进攻，国民会议等等）。所以中国的孟塞维克主义也如西欧一样，必然要变成社会法西主义——而且正在变成社会法西主义。否认陈独秀主义之社会法西主义的前进，就等于否认陈独秀主义之孟塞维克的性质。如果要在他们之间找区别只能说中国孟塞维克主义转变成社会法西主义的速度比欧洲的特别快些。因为在中国发展社会改良主义至社会法西主义的条件远不如西欧之具备。如果这一转变在欧洲经过一个长时期的过程而在中国这一过程却是非常之迅速的。这不仅由于中国是殖民地的国家不能与帝国主义国家之资本主义的发展相比较，而且也是由于世界革命时期，尤其是中国阶级斗争特别剧烈，不能容许中国资产阶级工党如欧洲社会民主党一样经过一很长的发展时期才转变到社会法西主义阶段，只有在这样的观点上，不能笼统的说陈独秀派完全同欧洲社会民主党一样。因为他的命运特别短促和不固定，他的发育特别困难。
以为指出陈独秀主义必然变成社会法西主义——就是设想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这样机械的可笑论证，完全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鲍罗庭主义近年以来显然趋向于完全否认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存在，他把民族资产阶级通看为买办资产阶级。鲍罗庭主义对于中国的阶级关系又复活了彭述之主义的“新”解释。
鲍罗庭主义否认陈独秀主义之必然变成社会法西主义——这对于中国党与陈独秀主义的斗争是很有害的。鲍罗庭主义是陈独秀主义的兄弟。这一否认的意义就是辩护陈独秀主义。
十
对于陈独秀主义之狭义的不正确的了解也是很有害的。以为陈独秀主义就是陈独秀个人和其团体而与其他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以至现在还隐藏在党内各种不正确的倾向没有思想上路线上的联系。所以为要充分的制胜党内右倾的危险，现在主要的危险，必须充分的了解陈独秀主义为中国革命中之孟塞维克路线与各种已发生，以及正在发生的机会主义与倾向有密切的思想上的关系。我们单从陈独秀的本身还不能充分了解陈独秀主义，纵然陈独秀自己在机会主义的理论方面和实际方面已做出整个的系统（如以上所述的）。我们必须更从中国革命中之已发生的各种机会主义派别，来观察这一孟塞维克的路线与系统。
首先来看戴季陶主义。他以民族利益为“最高原则”。换句话说，以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为最高原则，把工人阶级隶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之下；拚命的反对阶级斗争，也无异是发挥一九二三年陈独秀“只有民族斗争，没有阶级斗争”的原则。假若陈独秀主义在五卅高潮时曾反对过戴季陶主义，那末从五卅末期和三月事变开始陈独秀主义在客观上就成为在中国工人运动中之戴季陶主义的执行者——把工人阶级隶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利益之下。一直到中东路事变陈独秀提出的“反对误国政策”的口号还是隶属于戴季陶的最高原则之下。
再看彭述之主义。彭述之主义的特质就在用左的浮词否认民族资产阶级的存在，来帮助陈独秀主义进行把工人阶级隶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口头上很漂亮的叫“天然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实际上把革命领导权奉送于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彭述之主义的帮助，陈独秀主义在党内之宗法的统治与党外实际机会主义的政策之发展不能那样顺利。
再看谭平山主义。他在戴季陶的最高原则之下宣布：“中国革命要得真正的成功，一定要以广大的劳苦平民为中心，联合一切被压迫的民族，构成民族阶级与帝国主义作整个斗争才能实现。故中国革命充满了阶级性就是说中国革命的斗争，就是一种阶级斗争，就是无产者国家与有产者国家的斗争。谭平山的民族阶级和无产者国家，可谓把戴季陶的最高原则发挥尽致了。谭平山比戴季陶聪明些，他不反对阶级斗争，只把阶级斗争翻译成为‘被侵略的无产者民族与侵略的有产者一种剧烈的阶级斗争’。”陈独秀比谭平山又聪明些，他现在率性用托洛斯基主义来防护中国不变为塞尔维亚第二。
十一
最后不能不说到陈独秀主义一个重要的伴侣——鲍罗庭主义。武汉时期鲍罗庭主义与陈独秀主义混合为一个东西，此处不用赘说。现在所说的，只是一九二七年后，鲍罗庭关于中国问题最近的见解和态度。
在讨论陈独秀主义时（在中国科学研究院），鲍罗庭宣言他在中国革命中的错误，在于他与陈独秀之间发生了重大不同的政见，而他没有把这不同的政见引到公开斗争；他宣言当时有广东路线与上海路线的对抗；他的结论是：假若他的路线与陈独秀的路线引起公开斗争，那就不会有武汉时期那样的失败。
不是一九二七年以后生长的人，大约不会相信鲍罗庭的话是真实的罢！然而不然，竟有同志公开出席替他辩护。可见鲍罗庭主义在我们党的队伍中直到现在不是没有保留重大的影响和残余。这一残余保留在党内终于有复活陈独秀主义的危险。所以在反陈独秀主义的斗争中决不能把鲍罗庭主义除外。
鲍罗庭在中国革命中起过很大的作用。假若说陈独秀是中国的蒲兰德尔，那末，鲍罗庭就是中国的拉狄克。所以他对于我们党内同志的影响不是值不得注意的问题。
首先看他对于中国阶级关系的新见解：
“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相互关系可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当时垄断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经纪地位的，是以皇帝为首的高等官僚贵族……第二个时期……即你们所知道的买办阶级；……最后第三个，就是现在我们所处的时期，这一个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已在排挤第二时期的中间人，排挤买办阶级而开始与帝国主义发生各种相互关系”。
“……资产阶级企图废除不平等条约，不外是企图在中国创造一种条件，在这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更能密切与帝国主义联系。不仅在各大商埠条约上给他与帝国主义联系的可能，而且在全中国。换说一句即为帝国主义肃清在中国道路上一切的障碍，实现买办性质于新形式中，在新环境中，于极广大的范围中”。这在鲍罗庭主义的信徒看来，要算是极革命的极响亮的高调了。看他的下文说些什么呢：
“讲到这一点还必须说明，民族资产阶级完全是另外一个程序的资产阶级，就是这样的资产阶级。他要把中国工业化的大道上的障碍物扫除，准备同国内的封建势力以及与封建势力勾结的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然而我们所看到的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资产阶级”。
“当我们说到民族资产阶级还极弱时，我们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不是指企图垄断中国与帝国主义间之经纪地位的资产阶级，但是有点工业资产阶级倾向的民族资产阶级，那末我们就应当说这种资产阶级现在还不能引导中国到工业发展的道路上去，因为这种资产阶级现在还极弱”。
原来鲍罗庭主义把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阶级同化之后，还保留一“不企图垄断中国与帝国主义间之经纪地位，准备同国内封建势力及与封建势力勾结的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一极弱的民族资产阶级现在还极弱还不晓得把中国引到工业发展的道路上去。而其将来怎样呢？这点他虽没有明说，但读者不难从他的观点做出结论，就是从鲍罗庭主义的中国阶级关系的观点非走到复活“民族资产阶级还有革命作用”的机会主义不止。
鲍罗庭接着上文就来估量无产阶级：
“这种资产阶级在中国现在是极弱的。由此就可明了中国无产阶级也充分的弱，数量太少，他的年龄，总共不过几岁。他的基本群众不在中国内地，而在租界，完全与中国隔离的香港一类的地方。在香港，上海，天津，和汉口你们有工业无产阶级基本群众，而在中国其他各地，工业无产阶级在真正的字义上是很少的”。
鲍罗庭新的“租界无产阶级论”的论证仍然回复到自己老的西北主义的结论，就是远居上海，香港等租界之中国无产阶级很难领导中国的农民，中国革命很难凭靠大城市的领导。所以在反动下，职工运动的工作没有什么前途，唯一重要的是农民游击战争。中国全体共产党都要加入游击战争，如欧洲共产党全体参加工会工作一样。鲍罗庭主义的根本精神，自始至终，如陈独秀主义一样，怀疑与不相信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鲍罗庭主义不仅不相信中国无产阶级有领导农民，领导革命的能力，而且根本不相信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有用自己的力量完成中国革命之可能。他说：
“中国无产阶级的缺点，在数量上，年龄幼稚上及其他方面，这些缺点之百倍的补偿，就在不能把中国革命，中国无产阶级从其他世界分开。假若拿中国无产阶级从印度无产阶级，和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特别苏联的无产阶级分离起来，那末，自然不待说对于指导基本联盟的农民他要遭受莫大的困难。假若中国无产阶级是分离的，那末就很可怀疑到他是否能成就摆在他前面的伟大任务，即关于指导农民与封建残余斗争，与帝国主义斗争等等。但假若拿他与印度无产阶级，各国无产阶级，特别苏联无产阶级共同来看。那末中国无产阶级之必不可免的历史的缺点就百倍的补偿起来了。从这样的观点看来，中国无产阶级较强于中国资产阶级”。
这是多么漂亮的托洛斯基主义的理论呵！托洛斯基不相信俄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有用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之可能，鲍罗庭却比较更进一步不相信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有用自己的力量成就中国革命之可能。
中国革命之社会主义转变和社会主义的建设之必须依靠先进国无产阶级的帮助，尤其苏联的帮助，这是毫无问题的：中国革命之须要国际无产阶级帮助也是毫无问题的。可是照鲍罗庭的观点，就完全是不对的。从列宁主义的观点，中国革命不仅有自己的充分的力量，而且他能促进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以及东方各殖民地革命；中国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强有力的理由，不仅在于与国际无产阶级联合的观点上，而尤其在中国内部阶级势力之对比上。鲍罗庭主义完全与列宁主义相反，从他自己的阶级关系的分析，他断定中国无产阶级比中国资产阶级更弱些，只有在与世界无产阶级联合的观点上中国无产阶级较强于资产阶级。所以他把中国革命的命运完全建立在国际无产阶级的依赖之上。
鲍罗庭主义的信徒以为鲍罗庭同陈独秀“根本不同”的地方就在鲍极看重农民势力，着重游击战争；纵然他在武汉时期与陈独秀共同阻止了土地革命，而现在他却与陈独秀“根本”相反，他“异常”看重土地革命。现在来看他对于农民问题的政见：
“现在说到农民方面。与农民的关系的问题，必须指出下列的根本要点：一、是不是真的在中国乡村中已发生这样的阶级变迁，其结果已使富农分化，而这富农已同着资产阶级组成南京的政权，所以需要与富农斗争。我不否认中国乡村有富裕的农民之存在。但是应当说明富农是什么，其意义就不能如我们（指苏联——森注）所了解的一样，不能搬运革命以后的我们所有的富农观念到在革命以前的中国所有富农的观念上去。这个不是一样的富农。说到中国农村，那就必然须要一个全体农民的共同民主的战线去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军阀制度，反对一切封建基础的上层建筑，反对帝国主义等等（以下大大地引证列宁——森注）。土地革命在中国只有凭靠在中国农村的统一战线上才有可能”。
此外关于国际状况，他做了以下的肯定：“无论怎样还没有牢不可破的论证，证明在最近的将来，在太平洋上美与英日就发生武装冲突。美在中国将采取最谨慎的政策”。
上面一切的话都是从鲍罗庭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日之“中国革命的前途”有名的大报告中引出来的。这是新的变态中的机会主义的大系统，是西北主义之继续发展：在中国革命的一切根本问题上——阶级关系无产阶级领导权对农民的策略及革命前途等——是与共产国际和列宁主义的路线不能并存的。假若拿了现在的鲍罗庭主义与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二九年以及一九二三年的一切机会主义去对照，便可看出中国革命中孟塞维克路线之一贯的线索。这一路线的中心点，是在对于资产阶级的态度和对于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统一战线之孟塞维克的了解：从隶属无产阶级于资产阶级（武汉时期以前），做小资产阶级上层领袖的尾巴（武汉时期）以至联合富农。假若陈独秀在一九二九年用托洛斯基观点来攻击中共中央之业已改正的联合富农的错误，那末鲍罗庭在同年就企图恢复以前乡村联合战线的机会主义策略与谭平山的“民族阶级”和统一战线的理论内外相应。由此不难推想：假若中国共产党真正执行反富农路线到底时，陈独秀主义便会同鲍罗庭主义一样暴露其代表富农的真面目。
十二
陈独秀主义一直到今有他的三个不可分离的机会主义同盟：即彭述之主义，鲍罗庭主义和托洛斯基主义。彭述之主义早已丧失其独立的影响，因为一方面他早已熔化于陈独秀主义，另方面鲍罗庭主义已摄取了他的精神。所以现在托洛斯基主义和鲍罗庭主义实成为陈独秀主义左右之手。假若陈独秀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的共同点在忽视土地革命，忽视农民为革命的动力及不了解工农民主专政；那末陈独秀主义与鲍罗庭主义的共同点就在不相信无产阶级的势力与领导，轻视中国革命之内部的阶级力量，及把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了解为隶属于资产阶级——自民族资产阶级以至乡村资产阶级的通常的资产阶级革命。所以与陈独秀主义的坚决斗争，同时就要求打击他的左右手，——托洛斯基主义和鲍罗庭主义。
公开的陈独秀派和托洛斯基派在表面上现在虽然已驱逐于党外了，但他暗藏在党内的影响，特别是他的友军鲍罗庭主义的影响还很严重。不少可爱的同志在思想上还不能完全从他的影响中解放出来（如对于富农，对于阶级关系，职工运动和游击战争之不正确的了解等）。这样的现象在反陈独秀主义的斗争中决不应当忽视。为要彻底肃清陈独秀的主义在党内的残余，就要求这些同志在以后能自觉的与陈独秀主义的同盟者鲍罗庭主义在思想上完全脱离关系。不然，党就应该作不客气的斗争。
十三
与陈独秀主义斗争的任务，尤其要执行于一切实际工作，群众工作，党的生活及一切目前所发现的各种各色的不正确倾向的斗争之中，一切尾巴主义，黄色倾向失败情绪，合法主义，和平发展倾向，党内调和倾向，盲动情绪，保守观念，极端民主化等等，如若任其发展都可变成陈独秀主义的支流；随时随地制胜这些倾向，其意义就是制胜陈独秀主义。中国革命中和我们党中的危险现在主要的是右倾的危险。譬如富农路线的错误，在上级指导机关，虽然改正，但在实际工作上和在下级党部中，严格的说，还是没有改正过来，有些地方还正在发展。反对农民分土地，固然是富农路线，同时就是在分土地之中也发现了富农路线——如闽西分土地定出以生产工具及资本为标准，显然的是富农路线；同时在闽西苏维埃区域中“不要增加工人工资”之不正确的提议也开始发现。
为要制胜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首先要求对于革命的性质，目前阶级关系的变迁，及革命发展的形势有正确的了解和估计；对于这些主要问题的丝毫错误都是帮助了陈独秀主义。托洛斯基主义帮助陈独秀主义跳过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夸大资产阶级，看不见封建残余势力，因此完全忽视土地革命；而事实上是企图帮助资产阶级来建立他们所“梦想的稳定”去实行国民会议制度；鲍罗庭主义帮助陈独秀主义停留于他所了解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阶段；夸大封建势力，否认民族资产阶级的存在和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企图贯彻把中国革命隶属于资产阶级利益之下的路线，即把以前隶属于城市资产阶级的路线变成隶属于乡村资产阶级的路线。这一孟塞维克路线的危险在目前是非常之有害而带现实性的主要危险。陈独秀的根本立场，就是要利用托洛斯基主义的遮饰来实现这一孟塞维克的路线。在托洛斯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鲍罗庭主义，两者都绝对没有目前阶级关系和革命任务的正确观念，尤其两者都绝对没有革命转变的观念——资产阶级民权革命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有些同志在反对陈独秀主义的过程中，常常发现托洛斯基主义的错误观念，或鲍罗庭主义的错误观点，尤其是后者占多数。常常有人把反对富农的路线与反对地主的路线对立起来，常常不了解在中国土地革命中之反富农是同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之反资产阶级的总路线是一致的；常常有人过于夸大封建势力而完全否认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因此，又隐隐的发现复活以前的两个革命阶段论的倾向而完全忽视革命转变的观点。这些都证明右倾是中国共产党目前之主要的危险之表征。他们不能正确的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及过程：当他们“严格的”区别革命的性质及任务时，便连革命的过程——资产阶级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时，也把他完全划成鸿沟，以为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有一道“万里长城”（陈独秀主义和鲍罗庭主义就是这样看法）；或则完全跳过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而不自觉的堕落到托洛斯基主义的观点。这种“右的”错误实际是帮助了陈独秀主义。
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虽然是长的过程，但有快的速度之可能，因为他具有很优越的转变的条件——国际的和国内的。国内的条件，如一九二七年以来，无产阶级取得了中国之唯一的革命领导权；土地革命的深入和苏维埃区域之建立，无地的贫农，雇农，苦力以及地少的中农占乡村人口之绝对多数；城市大工业具有相当的经济前提，（此前提在工农民主专政的过程中更会大大的加强）；最后尤其是中国革命之反帝国主义的特性，和反资产阶级的特性，——自城市资产阶级以至乡村资产阶级。中国农民基本群众已在而且正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反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国际的条件，如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之大工业化与农村的集产化之异常迅速的发展，欧美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及印度等殖民地民族革命之高涨世界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资本“稳定”不仅剧烈动摇而且开始崩溃。这些条件对于中国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都有决定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应坚决的明确的站在列宁主义和共产国际的路线上，来执行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上的任务，同时准备资产阶级民权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前提。他丝毫不为企图跳过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左的”机会主义托洛斯基主义所动摇。同时，更丝毫不为企图停留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右的”鲍罗庭主义所动摇。他一定要彻底的克服陈独秀主义及其左右手的托洛斯基主义和鲍罗庭主义；他一定要领导现在的革命高潮迅速进到直接革命形势，推翻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中国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由工农民主独裁转变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独裁制。
打倒陈独秀主义及其左右手——托洛斯基主义和鲍罗庭主义！
全体党员站到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路线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