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列毛主义统一战线联盟February 14, 2024
以《新十月》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提出了一条完整的机会主义路线。这条机会主义路线在工人工作策略上体现为“反对进厂”，打着“反对经济主义”的幌子实际上反对参与工人的斗争;在建党策略上体现为“政治报/纲领建党”。
《新十月》工人工作策略层面上的机会主义路线，很多同志已经深刻地批判过，本文不展开讲。《新十月》建党策略层面上的机会主义路线打着列宁的旗号，格外具有迷惑性。
就建党而言，《新十月》主张当下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共同的革命纲领，以便在共同纲领下统一各个左派小组，建立先锋队。《新十月》建党路线的本质是幻想在小资群体中建立先锋队，这是十足的机会主义路线。本文将结合列宁时期的革命实践，重点分析《新十月》建党路线的机会主义本质。
一、1893-1898年的基本情况
列宁是1893年到彼得堡的，在列宁来到彼得堡前，革命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展了将近20年的工人工作。
最初是民粹派。部分民粹派在1874年后就将精力倾斜到工人工作。1875年在敖德萨成立的南俄工人协会，就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工人一起建立的。1877年在彼得堡成立的北俄工人协会，是同民粹派有密切联系的革命工人哈尔土林建立的。他们领导工人罢工，宣讲革命道理，积极和其他城市建立联系。1877年，彼得堡搞了一次工人的抗议游行，这次纯粹由工人组成的游行就是民粹派和先进工人一起搞的。
其次是民意党人。1879年继承民粹派主要遗产的民意党人，倾注了很多精力在工人身上，通过各种方式和工人发生联系，试图在工人中建立全国范围的战斗队。
最后是马克思主义者。1883年，布拉格耶夫在彼得堡收拢原民意党人建立了俄国国内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并积极和工业区的工人建立联系。1885年，另一个小组在彼得堡成立。组织者是沙俄贵族，放弃学业进厂融工，建立了一个包括工人和学生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小组有自己的基金，和很多大厂建立了联系，培养出了彼得堡第一批革命工人。1889年，彼得堡成立了博鲁斯涅夫小组。小组是由革命工人和知识分子共同建立的，成立后不久就领导了两次罢工。该小组由工人中心组和知识分子中心组双重领导，工人中心组下设若干基层小组。主要工作有三方面：其一、日常学习;其二、罢工斗争（该小组领导过至少两次罢工）;
其三、节日游行和秘密集会。该小组1892年被破获，在其存在的三四年间，从工人中培养了若干的革命种子。
在这个过程中，第一批革命工人成长起来。1885年初发生了一件载入史册的大罢工，组织者是一个革命工人，他是原北方工人协会的会员。他流放回来后，进入到某大型纺织厂，与该厂的几个同志汇合，共同组织策划了这次大罢工。1886年，受到革命思想影响的哈尔科夫铁路机修工人建立了自己的革命小组，这是纯粹由工人自己建立的革命小组。
1874-1893年间，革命者已经开展了近20年的工人工作。他们利用进厂融工、厂外宣传等多种形式，通过学习、斗争、组织工作等各种方式，培养了若干的革命工人，组建了若干的有革命工人参加的小组。1884-1890年，被捕的革命者中工人占比已达15%。这说明当时的革命小组早已不是纯粹的知识分子小组，这构成了列宁开展工作的基础。
1893年列宁来到彼得堡，开启了俄国革命的新篇章。
（一）从宣传到鼓动
列宁到来前，彼得堡的工作内容以宣传为主，形式主要是小组学习（小组学习不必然是宣传，但小组学习一般以宣传为主）。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工人组成小组，学习革命道理，揭露资本压迫，宣传推翻专制等等。
1893-1894年，彼得堡小组在保持小组形式的宣传工作外，按列宁要求加强了工厂调研。列宁要求每一个革命的工人，都必须了解自己工厂的情况，了解工人关注哪些权益。巴布什金回忆到，列宁给了他们一个调研提纲，要求他们详细考察工厂生活。另一个革命工人回忆说，有人没有按提纲调研，在小组学习的时候被列宁追问回答不上，搞得满头大汗。列宁之所以如此重视工厂调研，因为他认为要把灌输工作和工人的具体权益结合起来。一个革命工人回忆说，当时列宁还提出，要重视以合法要求为根据开展鼓动。比如，法律规定了工人有哪些权益，厂方却没有落实,鼓动工作就可以从迫使厂主遵守法律开始（《在“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日子里》，米·亚•西尔文）。
列宁高度重视经济斗争，并认为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就意味着参加工人的一切自发的经济斗争，并在具体的经济斗争中让工人明白社会主义的道理。正如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中所写道的， “同宣传工作紧密相联的，就是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工作，这个鼓动工作在俄国目前的政治条件和工人群众的发展水平下，自然成为首要的工作。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工作，这就是说社会民主党人要参加工人阶级的一切自发斗争，参加工人为工作日、工资、劳动条件等等问题而和资本家发生的一切冲突。”
1894-1895年，彼得堡的工作逐步从宣传转向鼓动，领导工人的自发斗争。最初的鼓动就是经济鼓动。在列宁的领导下，革命工人开始研究本厂的工作条件和工资待遇，了解本厂工人的切实需求。开始时他们得到的都是一些琐碎的信息，“比方我们问工人当前最不满意什么，抱怨什么，希望在工厂里取消什么时，有时会得到这样出人意外的回答：‘厂里停止供应开水了，大家都在闹着要开水呢。’或者从别处会听到：‘计件工资减少了五戈比，为这五戈比估计要罢工。’”他们还不善于利用这些信息来团结大家领导斗争。列宁敏锐地指出，我们可以从合法要求入手开展鼓动，“伊里奇又提出了新的主张：要以‘合法’要求为依据开展鼓动工作。根据调查提纲从每个工厂收集来的材料不止一次地表明，现行法律已经在哪些方面遭到了破坏，程度又如何。鼓动工作应当从要求遵守法律做起。” （《在“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日子里》，米·亚•西尔文）。
当时的宣传工作主要是针对极少数先进工人组织秘密的小组学习，保密性相对较强，安全性相对较高。而鼓动工作往往和现实的斗争直接结合，哪怕仅仅是经济鼓动，也会大大增加暴露的风险。于是，在当时就产生了一个争论，到底要不要参加到工人自发的经济斗争中，并以此为切入进行鼓动。一些人认为不应该如此，他们的理由和《新十月》反对经济斗争如出一辙。
在列宁要求工作从宣传走向公开鼓动时，拉德琴柯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首先是反对经济斗争，“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耗费精力，把革命工作归结为要求开水的斗争，这是在葬送社会主义宣传事业”；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进行广泛的鼓动工作必然会使参加我们小组活动的所有工人很快就被宪兵抓走，一切工作都将停顿下来。”（《在“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日子里》，米·亚•西尔文）。他们要求停止领导工人的自发斗争，回到老路上，组织工人进行秘密的小组学习，宣讲革命理论。
列宁反对这种看法，他认为如果革命理论不能和工人的日常斗争结合，这样的理论就是没有生命力的。列宁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者必须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把这一斗争的两种表现形式结合起来，即把反对资本家的斗争和反对专制政府的斗争结合起来。在反对资本家的斗争中，列宁要求革命者参加工人阶级的一切自发斗争，并指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自己的活动和工人的实际日常生活问题结合起来，帮助工人理解这些问题，使工人注意到各种极严重的舞弊行为，帮助他们把他们向厂主提出的要求表述得更明确、更切实，提高工人对自身团结的认识，提高作为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军的一部分的全体俄国工人对自己共同利益和共同事业的认识。”并且，列宁认为以工人自发斗争切入鼓动，虽然增加了暴露的风险，却可以更快底培养出革命工人，“因为传单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一个人被捕了，将会出现几十个新的同样的乃至更强的工人。”
1895-1896年的斗争，很多都是经济斗争。大致在1900年左右，列宁开始明确批判只搞经济鼓动的路线。此时的形势是什么呢？工人罢工非常普遍了，示威游行屡见不鲜，政治罢工也出现了，个别地方还出现了街垒战，而农村甚至已经爆发起义（沙皇出动上万军队方才镇压下去）。这个时候，谁要是把鼓动局限在经济范围，谁就是对革命的犯罪，这难道不明显吗？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几点。
第一，《新十月》曲解了列宁关于宣传和鼓动的论述。
《新十月》不是从列宁的整个革命实践来理解宣传和鼓动的。从列宁的革命实践来看，一般而言，把工人组织在一起秘密学习革命理论，不是鼓动而是宣传。这种宣传工作是最温和的工作，是最安全的工作，因此也是离现实的阶级斗争最远的工作。《新十月》把这种宣传工作称为“政治鼓动”，一方面是往他们自己脸上贴金，“看，我比你们都厉害，我在搞政治鼓动哟”；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新十月》对历史的极度无知，他们甚至都不知道，在列宁的革命实践中，他们的这种工作不过是被归为宣传工作而已。
第二、领导工人斗争打开了俄国的工作局面。
1894-1895年彼得堡工作迈出实质性一步，主要的变化就是从宣传（秘密的小组学习）转向了鼓动，即通过参与工人的自发斗争灌输革命理论。通过参与工人的自发斗争，工作从宣传（秘密的小组学习）走向鼓动，狭小的工作局面变得开阔。事实上，随着工作的发展，革命者必须要突破秘密学习这种狭小的宣传工作，走入现实的斗争。俄国的革命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新十月》反对经济鼓动的核心理由和拉德琴科如出一辙。
拉德琴科等人认为“进行广泛的鼓动工作必然会使参加我们小组活动的所有工人很快就被宪兵抓走，一切工作都将停顿下来。”因此他们认为不能搞经济鼓动。《新十月》认为 “目前各地的左翼组织一旦开展工人工作，就像《怎么办》里描述的那样，总会在开始发动经济鼓动和斗争阶段就被政治警察打压破获，小组成员加速流失，历史经验不能继承，组织得不到进一步地发展。”因此《新十月》们在事实上反对搞经济鼓动。但是，《新十月》比他们更退步。实际上，当时俄国的罢工是刑事犯罪，一旦罢工真的就会引来警察甚至是政治警察，而我国罢工之普遍，多数情况下警察都不咋管，更遑论引来政治警察。左翼参加经济斗争总会“被政治警察打压破获”，不过是《新十月》编造的谎言而已。
第四、列宁是从左的方面批判经济鼓动的局限性，目的是把政治鼓动（往往是公开的）提到首位，促进革命的事业；《新十月》是从右的方面批判经济鼓动，目的是取消鼓动本身，把工作局限在秘密的小组学习中，在保障小资绝对安全的条件下，让小资“也能参与一点工作”。
列宁清晰地认识到，从宣传走向鼓动是一个重要进步，哪怕最初仅仅是要求工厂供应开水这样的微小的经济斗争，这也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列宁从来没有反对经济鼓动，列宁反对的是在革命形势日渐成熟的时候，还没有把公开的政治鼓动提到首位。也就是说，列宁是从左的方面批判经济鼓动的局限性的。
《新十月》恰恰相反。《新十月》是从右的方面批判经济鼓动，他们反对的是鼓动本身。当前工人的自发斗争此起彼伏，形势要求革命者领导工人的自发斗争，要求革命工作不要局限在小组学习之中。《新十月》却借口经济斗争有经济主义倾向，扯着“政治鼓动”的虎皮，编造谎言说什么一搞经济斗争就会被抓，以此恐吓革命者远离现实的斗争，硬把工作往回拉，试图把工作限制在狭小的小组学习之中，这是在开历史的倒车。而这样害怕斗争的团队，实际上更加不可能敢于进行政治斗争的鼓动。
（二）从小组到地区组织
鼓动工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他城市的革命小组也开始从秘密的小组学习走向了公开的鼓动。
比如莫斯科。经过十多年的工作，莫斯科的革命小组已经具备了一定基础。1895年五一节，莫斯科革命小组邀请先进工人搞了一次秘密集会，到会的有300多个工人代表，覆盖了30多家大厂。随着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工人自发斗争越来越多，莫斯科小组认识到不能仅仅进行小组学习，而必须走向现实的斗争。1895年起，莫斯科小组通过鼓动领导工人经济斗争，巅峰时期覆盖了50多家大厂。
“从前社会民主党人只是在人数不多的宣传小组内进行学习和开会，现在他们有时举行秘密的郊外集会，并在罢工前夕、罢工进行中和罢工结束后印发传单。这样一来，九十年代中期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就‘走上了街头’”。
工作面大大扩展，对革命者提出了现实的要求，必须把人力物力集中起来。这种集中最初是在彼得堡完成的。在现实工作需求下，列宁把彼得堡各小组统一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协会最高机构是3-5人的领导小组，下辖三个大区，各大区统筹若干小组，合计约有20-30个小组，核心成员约150人，遍布彼得堡主要工业区。各层级组织举行定期例会，讨论制作传单，领导工人自发斗争，进行鼓动等各种事项。
这种组织已经超越了单个小组，形成了地区性的组织。
1897年底，俄国已经有50多个城市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小组，很多小组通过各种方式和工人建立了联系，且相当部分小组超越了秘密学习阶段，通过公开鼓动领导工人的自发斗争。其中，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和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建立了地区组织。
组织提高后，各地能够更好地协调人力物力，鼓动工作的强度明显提高了。
1896年夏天，莫斯科的工人协会试图发起全市总罢工，后被破获。即便如此，莫斯科工人协会仍然在1896年底发起了大规模罢工，胜利地缩短了工作时间。
1896年，彼得堡的革命者在列宁被捕后仍然领导了纺织工人大罢工。罢工最初是单个工厂，随后迅速扩展到所有纺织厂，形成了区域联合罢工。罢工工人走上街头集会，革命者在集会现场演讲，试图号召彼得堡总罢工。沙皇异常恐慌，匆忙答应了工人的要求，缩短了工作时间。
基辅的斗争高潮在1897年，这一年革命者印发了大量传单，“传单中非常尖锐地提出了基辅各企业工人提出的关于缩短工作日和提高工资的要求”。在革命者的领导下，工人发起了一次次罢工。
在这一时期，各小组在现实的工作交流上，加强了相互联系。以前，小组之间没有共同的工作，只能一般性地交换意见。现在，共同的鼓动工作形成了组织联系的现实纽带。这一切构成了1898年建党的基础。
1895-1896年间，各小组逐步把工人的自发斗争引导到自觉的方向，既搞经济鼓动，又搞政治鼓动（不是《新十月》的秘密小组学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个时候，各小组并没有统一的纲领，多数小组还没有制定具体的纲领，而普列汉诺夫之前的那个纲领草案，被列宁称为“教学提纲”，根本就不是什么纲领。“这不是实际进行斗争的党的纲领，而是原则宣告，这勿宁说是教学提纲（特别是说明资本主义特点的最主要章节），而且是一年级的教学提纲”。
从这里可以看出，1894-1897年间，革命者不是通过制定纲领来推动现实工作的，而是通过领导工人的自发斗争来推动现实工作的。在领导工人自发的斗争中，培养了干部，建立了组织，锻炼了队伍，这一切才是建党的基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现实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干部和组织，就是“米”，没有他们，就没有通过政治报和制定纲领来建党的现实基础。
二、1898-1903年的基本情况
（一）1898年建党的情况
1898年建党前，俄国革命者的基本情况如下：
（1）50多个城市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小组。很多小组和工人建立了联系，很多小组的成员中就有工人。
（2）4个重点区域组织程度超越了小组，建立了地区组织。彼得堡地区下辖三个大区，20-30个小组。莫斯科地区有若干工人小组，覆盖30多个大厂。
（3）具体工作成了各小组内在联系的纽带。以前的联系是一种外在的“形式”的联系，没有共同的工作面，联系非常薄弱。现在的联系是内在的“有机”的联系，有了共同的工作内容。1895年，莫斯科、彼得堡等好几个城市开会交流鼓动经验。做得好的地方，还积极帮助其他地方开展鼓动工作。比如，莫斯科和彼得堡就多次派人去其他城市帮助建立小组，开展鼓动工作。
（4）相当部分小组已经从秘密学习走向了公开鼓动，并在斗争中锻炼了革命者和革命的组织。很多小组的成员被逮捕，某地小组成员三年合计被逮捕超过100人，但是小组工作仍未中断。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在和政权的对抗中，革命者把自己锻炼成了特殊材料做成的人。他们不畏铁拳，随时准备奔赴事业需要的地方。他们的成员必须按照集体的要求，随时准备被指派到最需要的地方。某小组的章程就明确规定，成员要随时准备着被派到其他地方，建立组织，领导工人的斗争。也就是说，这些小组已经不是只敢秘密地给少数工人进行灌输的软弱的知识分子小组，而是经过考验的革命者的组织。
（5）在具体的斗争中，革命者积累了领导斗争的经验，培养了领导斗争的干部，建立了遍布全国的小组，形成了革命小组间越来越深的联系。而阶级矛盾越发尖锐，工人自发斗争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小组认识到必须建立统一的组织，才能把分散的斗争汇总成一股能够推翻专制政府的洪流。
上述这一切，构成了建党的主观力量。
1898年建党时，只有六个地区组织出席。由于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和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四个斗争协会都出席了，这四个组织又是斗争经验最多，成果最丰富，组织性最好的四个组织，尤其是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地区组织，他们在全国各地都有很高威望，很多地方的小组还是他们帮助成立的，因此其他未出席的小组相继承认自己是党的支部，并按要求改组。
建党后两周，早已掌握革命者动态的宪兵收网了。近30个城市的小组被破获，超过500名革命者被捕，一大9名代表几乎全部被捕。刚刚走向统一的党，迅速分裂。
（二）1900-1903年的基本情况
多数有经验的革命者被捕，党迅速丧失了自己的领导。地方小组迅速退回到分散的状态。一些已经组成了区域组织的（斗争协会）的地方，由于领导人被捕，也退回到了小组的状态。
各个小组仍然在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但是形势发展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经济斗争。1900年俄国爆发危机，工人自发斗争快速发展，迅速超越了经济斗争。1901年五一游行后，奥布霍夫工厂罢工，沙俄政府出动军警镇压，工人筑起街垒与之对抗。同年，多个城市爆发五一示威游行。1902年，俄国工人罢工规模更大。最出名的罗斯托夫工厂罢工，数万人集会游行，听各种政治演讲，甚至公开高呼“打倒专制”。这个时期，先进的工人小组已经不怎么讨论工资和剩余价值了，而是讨论如何上街游行，如何打倒沙皇了，这和90年代截然不同。这表明整个无产阶级的力量已经壮大到能够主动发起进攻了。
同期，俄国农村爆发起义。1902年农村多地爆发起义，其中，春天的两省起义声势浩大，沙皇派了一万军队前往镇压。
整个形势的变化，说明革命的客观条件正在成熟。
但是革命的主观力量却远远不成熟。各个地方小组各自为战，甚至同个地方出现多个互不统属的小组。全国多地出现小组自己制定的纲领，这些纲领还相互矛盾。多数地方小组并没有认识到革命形势的变化，还痴迷于经济鼓动，形成了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这构成了列宁政治报建党计划的整个历史背景。
列宁的建党计划从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个方面是思想方面，这里面就包括了《新十月》们津津乐道的纲领。列宁通过撰写小册子（如《怎么办》）、制定纲领、在《火星报》上争鸣等各种方式，统一各小组对重大问题的认识，史称“建党的思想准备”。纲领是把统一的思想用高度凝练的语言表述出来，但思想的统一不仅仅靠纲领。通过小册子讨论专门问题，通过《火星报》向先进工人搞政治灌输，制定纲领统一重大问题等等，这都是建党的思想准备。即便如此，俄国的情况和我们完全不同。在制定纲领的时候，俄国已经有了遍布全国的工人小组，这些小组已经在领导工人自发的经济斗争，部分小组还曾经搞过政治鼓动。我国还远未达到这种程度，我们还处在建立和工人的联系阶段。就如建房子，俄国已经有了水泥、玻璃、钢筋，就差一个设计图纸把他们整合起来。而我们呢？要钢筋没钢筋，要水泥没水泥，我们现在最缺的不是设计图纸，而是搞出钢筋水泥来。进厂融工，建立和工人的血脉联系，就是在准备我们的钢筋水泥。
第二个方面是政治方面，这是《新十月》躲躲闪闪绝口不提的。1894年前的小组工作主要是秘密学习，即宣传工作。1895年后，小组从宣传走向鼓动。通过领导工人的自发斗争，培养了一批经过考验并拥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革命者，建立了与斗争相适应的地区组织。1900年以来，阶级矛盾迅速尖锐化，斗争越发激烈，出现了游行示威、政治罢工、街垒战等多种形式。在建立全国规模的《火星报》之前，很多事件都被封锁消息，对全国无法产生影响。《火星报》之后，游行示威、政治罢工、街垒战、沙皇屠杀革命者的暴行被迅速传到全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迅速提升，每一个事件都可能成为引发起义的火星。列宁还通过《火星报》把分散在各地的斗争口号汇聚起来，统一成几个极具革命性的口号。工作规模快速扩大，各小组的工作形成了自觉的协调。1901年前的五一游行，各地口号林林总总，不一而同。1901年后，在火星派的指挥下，口号统一成了“推翻专制、八小时工作日、社会主义”，分散的力量汇成了冲击专制制度的洪流。火星派小组在这两年的政治鼓动中与工人阶级的联系更紧密了，成了工人阶级事实上的领路人。这个过程史称“建党的政治准备”。这个过程的核心，是革命者要在现实的斗争中，真正起到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并带领整个阶级，成为被压迫人民的总代表。《新十月》们对这些一无所知，他们恐惧斗争，连经济鼓动都不敢做，他们幻想在没有任何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先锋队，这样的先锋队最好也不过就是小资沙龙的联盟。
第三方面是组织准备，这就是《新十月》们津津乐道的政治报。列宁以《火星报》的代办员体系为核心，组建了一个分布全国的网络，并通过两步整合当时分散在各地的组织。第一步，列宁建立《火星报》，并派出久经考验的同志分赴全国各地，在各地把以前的老年派联系起来，建立各地的火星派小组。这些老年派都是有丰富斗争经验，领导过工人斗争的革命者。这一步的核心，是建立以老年派为核心的代办员网络，这个网络本质上是久经考验的革命者构成的职业革命家组织。第二步，各地火星派小组的成员积极参加本地其他组织的工作，参加本地委员会的工作（如有），通过政治报拓宽大家的视野，吸引各地委员会讨论全国的工作，讨论建党的各项重大事项。各小组开阔了眼界，参与到全国工作中，和各地方小组一起参加了1901-1903的大斗争，最终在具体的工作中把他们团结到自己这边。这一步史称“建党的组织准备”。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俄国当时的条件和现在的中国有本质不同。政治报是集体的组织者，它把散落全国各地的老年派组织起来，并以此为依托团结其他革命者。这些老年派都是在90年代的工作中经受考验的人，都是在领导工人斗争中经受考验的人。没有这些人，政治报就难以称为集体的组织者，因为它没有组织的对象。而现在，我国缺的恰恰不是作为组织者的政治报，而是作为被组织对象的革命者。我们极度缺乏在工人工作中经受考验的革命者，极度缺乏在领导工人斗争中得到考验的革命者，没有这样的革命者，政治报建党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这些人必须要在现实的斗争中、在领导工人自发斗争的过程中才能培养出来。《新十月》幻想在没有工人工作的基础上通过政治报建党，幻想在缺乏经过考验的革命者的基础上通过政治报建党，事实上就是要在不进厂的小资群体里面建党。这样的党，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只是小资左派的小组联盟，根本禁不起风吹浪打。看看俄国，多少地方小组成员一再被捕，小组工作仍然得以继续。俄国的革命者不怕牢狱之灾。再看看《新十月》的支持者，他们甚至连12小时的工厂劳动都受不了，认为12小时的工厂劳动就会让革命者丧失规模意志。就这样一群人，一旦被捕，有几个能有气节的？监狱的生活不比工厂更苦？列宁说，“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就后一点来说，可以把报纸比作脚手架，它搭在施工的建筑物周围，显示出建筑物的轮廓，便于各个建筑工人之间的来往，有助于他们分配工作和观察有组织的劳动所获得的总成绩。”报纸是脚手架，让施工的建筑物显出轮廓，但是，我们现在连建材都欠缺。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搞出修建宏伟大厦的建材，而不是着急忙慌的搭建脚手架。
三、《新十月》的错误
（一）《新十月》的教条主义错误
《新十月》在方法上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不顾历史条件的变化，拙劣地模仿列宁的策略。
1874-1893年间，俄国革命者经过二十年的艰苦工作，建立了若干和工人有一定联系的小组。这一时期马克思小组的活动局限在秘密的小组学习，是和现实斗争脱节的。
1894-1897年间，俄国马克思主义小组从秘密的小组学习走向公开的鼓动，领导工人的自发斗争，大大促进了革命队伍的发展。斗争加深了革命者和工人的联系，锻炼了革命的队伍，形成了适应斗争的组织，密切了各小组的联系，培养了一批经过考验的干部。
1898年，俄国50多个城市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小组，4个重点区域组织程度超越了小组，建立了地区组织。相当部分小组已经从秘密学习走向了公开鼓动，并在斗争中锻炼了革命者和革命的组织。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在和政权的对抗中，革命者把自己锻炼成了特殊材料做成的人，把组织锻造成了经过现实斗争考验的革命者组织。这些小组遍布全国，构成了第一次建党的主观力量。
1898年一大后，主要与会人员被捕，近30个城市的小组被突袭，近500名经过考验的革命者被捕，刚刚成立的党重新走向分散。各地小组各自为战，大批新涌进来的小资革命者无视革命形势的快速发展，无视工人已经出现街垒战、农民已经出现起义这样的事实，还满足于区域性的经济鼓动，贻误革命的战机。为了聚合力量，适应形势的快速发展，列宁提出了著名的政治报建党计划。
1900-1903年，列宁创办《火星报》，将久经考验的革命者汇聚在《火星报》周围，并派驻全国，汇拢老年派的力量，在各地建立火星派小组，形成各地事实上的工作核心。火星派领导各地斗争，把各地分散的斗争汇总成统一的洪流，冲击沙皇的统治。这一时期的政治罢工、游行示威、街垒战，每一个重大事件后面都有火星派的身影。火星派在具体领导全国斗争的过程中，在事实上将分散的小组逐步统一起来，并让火星派的小组成了实际上的先锋队，成了领导无产阶级斗争的先锋队。
俄国事实上有两次建党，1898年和1903年。不论哪一次建党，遍布全国的、经受过斗争考验的革命小组，都是建党的基础。1898年建党时，很多小组领导过本地工人的经济斗争，部分小组搞过政治鼓动；1903年建党时，大多数小组不仅在本地领导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还在火星派的领导下参与了全国的政治斗争。
在领导工人自发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经过考验的革命小组，培养革命的干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就是俄国革命实践给我们指出的方向。没有这些经过革命考验的干部，没有这些遍布全国的革命小组，建党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
先有经过斗争考验的革命干部和小组，才谈得上用政治报和纲领把这些小组整合起来。现在我们缺的正是这些经过斗争考验的革命者和地方小组。为了完成建党的伟大任务，我们最需要的是号召所有的有志青年进厂融工，在领导工人的自发斗争中，把自己锻炼为真正的革命者，把自己所在的组织打造为真正的革命组织，为之后建党打下坚实的基础。
《新十月》无视俄国革命历史指出的方向，无视我国当前的现实，把列宁的建党策略从具体的历史中剥离出来，生硬地安在我们当前这个阶段，回避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模糊了工作的方向，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
（二）《新十月》的策略建立不了先锋队
《新十月》在策略上试图以小资左派群体为基础建党，把建党的基础放置在一群没有经过斗争考验、连12小时工作都会压垮他们革命意志的小资身上。幻想在这样的群体里面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这是典型的机会主义。按照《新十月》的方法根本建立不了先锋队。
《新十月》不认可进厂融工，不认可领导工人的自发斗争，把工作从鼓动拉回到秘密的小组学习，让工作离现实的斗争越来越远。按《新十月》这个办法，根本不可能培养出经过斗争考验的革命者，也建立不了经过斗争考验的小组。
《新十月》说，“我们不认可建党必须要在共产主义小组的基础上建立”，并解释说，“何况没有政治鼓动，没有纲领，不注重政治斗争，这样的共产主义小组如何组建的起来？”
没有政治鼓动当然无法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然而，就是《新十月》自己把工作从鼓动往回拉，限制在狭小的小组学习中。《新十月》这群对历史一无所知，对理论一知半解的人，甚至把秘密小组里面的政治学习称为“政治鼓动”。从俄国的革命实践来看，这样的学习一般只称得上宣传。把工作限制在这样的小组学习中，是培养不出建党所需的共产主义小组的。没有纲领照样可以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俄国的革命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认为没有纲领就无法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只能说《新十月》无知。
《新十月》着急忙慌地提出建立政治报、制定共同纲领，迫切希望在共同纲领下统一各个左派小组，建立他们心中的“先锋队”。这实际上就是要在小资左派中建党。列宁把党的基层建立在经过斗争考验的革命小组之上，《新十月》却要把党的基层建立在没有经过斗争考验的小资群体之中。
读了两本马列书籍，但没有经过斗争考验的小资左派，远远称不上革命者。要成为革命者，就必须要经过斗争的考验。现在最主要的方式就是进厂融工，在现实的斗争中改造自我。只有这样，小资左派才有可能成长为革命者，才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建党基础。
《新十月》却不这样。《新十月》在事实上反对进厂融工，试图堵住进厂融工的路，因此也堵住了围绕在他周围的小资在现实的斗争中不断自我改造、成长为革命者的路。他们放任小资左派的自发性，迎合小资左派的软弱性。他们到处散播低俗的论调，认为12小时的工厂工作太累了，会让革命者丧失革命意志，因此不宜进厂融工。看看他们怎么说的吧，“12小时的工作会让厂内同志失去做理论以及宣传工作的可能性，身体的疲劳会带来意志的丧失，而长期没有斗争的可能以及没有办法进行政治灌输更是会加剧这一点，让优秀的左派同志流失。”他们的支持者甚至发明了“革命超人论”这个词来掩盖自己的懦弱。他们讽刺那些每天工作12小时的融工者为“革命超人”，把进厂融工的路线称为“革命超人论”，在他们看来，谁要求进厂融工，谁就是在强求革命者成为超人。能够忍受12个小时的工厂劳动，就被《新十月》代表的这群小资产阶级的懦夫视为“革命超人”，可想而知，这群人的革命意志多么薄弱。俄国的革命者面临沙皇的屠杀慷慨赴死，面对专制政权的监狱从容坐牢。而《新十月》代表的这群懦夫呢？甚至连12小时的工厂劳动都会压垮他们的“革命”意志。就这群软弱的东西，一旦被捕，有几个能保持气节的？连12小时的工厂劳动都忍受不了，还能指望他们能够忍受数年、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牢狱之灾？敌人的屠刀都还没有抽出来，他们就能跪在地上把什么都招了。《新十月》幻想在这样的小资群体中建党，他们建立的党也只能是懦弱小资的沙龙。
在现阶段把政治报和纲领提到首位，就是把未来的尚未成熟的任务提到现在。这样，既无法超越阶段完成未来的任务，又模糊了现在的方向。
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进厂融工，在领导工人自发斗争的过程中培养出真正的革命者，形成适应斗争形势的小组，为建党打下坚实的基础。
《新十月》对现在最重要的任务视而不见，空谈纲领，奢望在小资群体里建党，这样既不能建立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又不能为建立先锋队做出任何有益的贡献，只会模糊主要任务，延缓真正的建党准备工作。
所有有志于革命事业的青年，都要擦亮眼睛，透过《新十月》那些漂亮的废话，看清楚他们路线的本质——一条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路线。
《新十月》的机会主义路线代表的是一群懦弱的小资投机分子。他们不是从革命的需要出发，分析革命要求他们做什么，进而提高自己的标准。他们是从自身的软弱性出发，寻找一条妥协的道路，这条道路既能保证他们现实的小资生活不受影响，又能让他们搭便车“参与”革命的工作。谁要是偏离了这条妥协的道路，他们就要往谁身上泼脏水。对他们而言，革命的成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在不影响现有生活的情况下，“也参与一些”革命的工作，将自己的名字载入史册，将自己的利益和未来的胜利者绑定。
也许他们的名字真的能载入革命的史册——作为革命道路的对立面载入史册，为后人所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