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末的通货膨胀，是复辟的必然恶果。这次通货膨胀，使中国的无产阶级生活日益恶化，使中国的资产阶级欠下了无数血债。而这一切，直接引发了“六四运动”。
六四运动，是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后，人民的第一次发动。六四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这场运动中，学生是先头部队，工人群众是运动主力。由于参与运动的工人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复辟是造成苦难的真正原因，缺乏明确的纲领和先锋队的领导，仅仅自发而没有自觉地组织起来，所以，工人没有抓住这次机会去推翻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运动被邓小平反革命集团血腥地镇压了。
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性质，决定其为了维护自己的垄断统治，必须实行法西斯专政。邓小平反革命集团制造的六四反革命罪行，证明了这一点。
六四运动宣告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梦在中修统治下彻底破灭，它用血淋淋的事实告诉我们：在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只能用有组织的革命对抗有组织的反革命，用革命暴力对抗反革命暴力。这就是六四运动给我们的教训。
1989年的春天，北京的大学里，思想正在碰撞出火花。
中国资本主义复辟（改革开放）后，官僚资产阶级为了制造适应复辟的理论，将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推翻，引入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他们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书籍封存毁坏，却广泛印刷资产阶级故纸堆中的垃圾。
随着官僚资产阶级上台并执行一条资本主义复辟的路线以来，在这条资本主义路线的影响下，一大批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人从社会中产生出来。
这些人中的一部分，成为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忠实走狗，一部分成为了有不同政见的资产阶级学者，他们的主张虽然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有冲突，但是在复辟后的中国，他们仍然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1989年，北京的大学里，学生纷纷组织沙龙等讨论时局的活动，异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趁机在各大高校内发表演讲。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突发心脏病逝世，当日夜，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在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献花，自发组织小规模集会。同日，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在校园内设立胡耀邦的灵堂，北京当地学生陆陆续续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4月16日，位于西安市和上海市的学生开始组织类似的小规模学生聚会。
胡耀邦在八六学潮中，对学生运动并未采取武力镇压，保护了一些学生。这本来应该是一个非法西斯的，资本主义的国家领导人应有的态度，然而，对于采取法西斯专政的官僚垄断统治集团来说，他的行为已经大大超越了底线。1987年，他被迫下台。
胡耀邦并未镇压学潮，而且下台不到800天即死亡。他的死成为了导火索，引燃了看到社会弊病的学生，进而引爆了饱尝复辟苦果的工人阶级。
在部分学生主导下，单纯悼念的活动转向要求政府控制通货膨胀、处理失业问题、解决官员贪腐、政府问责、新闻自由、民主政治与结社自由等。
4月17日，随着悼念活动的发酵，北京集会人数激增至数千人。北大和人民大学等院校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示威，并向人大常委会递交请愿信，提出了七项要求：
1.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
2.严惩殴打学生和群众的凶手，要求有关责任者向受害者赔礼道歉。
3.尽快公布新闻法，保障新闻自由，允许民间办报。
4.要求国家领导干部向全国人民公开其本人及家属的实际财产收入，严查官倒，公布详情。
5.要求国家有关领导人就教育政策的失误对全国人民作出正式检讨并追究责任，要求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
6.重新评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并为在期间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彻底平反。
7.强烈要求新闻机构给予这次民主爱国运动以公正如实及时的报道。
4月18日上午，数千名学生聚集在中南海入口新华门处，要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高层和学生之间展开对话。警方随即限制学生进入中南海内部，学生则决定原地静坐示威以表达不满。当天晚上，新华门前聚集了北大、人大、北师大、政法大学等校二三千名学生，围观群众六七千人。学生多次齐声高呼“李鹏出来！” 的口号，并六次试图冲开警戒防线而未成功。许多学生认为他们遭到警方虐待，有关警察采取暴力驱离的谣言也迅速蔓延开来。
新华门事件激怒了校园里的学生，许多学生决定加入抗议活动。这段时间中，作为先进工人代表的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成立，并发布了传单。（有关工自联的传单，同志们可以搜索一本名为《工人自治联合会运动1989》的书）
4月21日至4月23日期间，学生们开始筹划成立真正的活动组织。在4月23日，另一个学生组织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高自联）成立，随后高自联呼吁北京市的所有大专院校全面并无限期的罢课，以表抗议诉求。
工自联和高自联，是资本主义复辟后，诞生于中国地平线上的新生事物。
由于受到了资本主义复辟后资产阶级舆论的影响，参与运动的工人们并没有明确认识到，法西斯专政是官僚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而官倒，通货膨胀等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然后果。因此，工自联的纲领并没有严密的理论基础，只能提出资产阶级民主的内容。而由于没有严密的革命理论，所以他们也就没有形成严密的革命组织。而正因如此，六四运动在遭到邓小平反革命集团的暴力镇压时，工人群众无法进行有组织的撤退。
4月24日，北京35所大学全面罢课，上海、天津、长沙、西安、南京等各大城市高校纷纷响应。4月25日，北京43所高校约6万余名学生继续罢课。高自联向政府提出三项要求，要求政府答应才会复课。这三项要求是：1、与国务院有代表性的官员对话；2、政府对新华门事件公开道歉和惩罚凶手；3、国内传媒如实报导学生运动。
4月26日，在邓小平反革命集团的头目们商议后，《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四二六社论），指责“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阴谋推翻中国共产党和现行的政治制度。
这项声明激怒了学生。学生认为这是中国官方故意要对付抗议活动。社论并没有令学生放弃示威活动，反而促成了更多学生团结起来，共同表态支持学生活动。
在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组织下，有五至十万名来自北京市各大学的学生在4月27日集结游行，前往天安门广场。游行学生的口号是“反官僚、反贪腐、反任人唯亲”，强调会继续“拥护共产党”。这次示威游行迫使中国政府做出让步，同意与学生代表会面。4月29日，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袁木会见由政府批准的学生代表。会谈中讨论了包括报刊编辑、新华门事件、民主自由等议题。中修耍起了“假谈判，真倒算”的阴谋，然而包括吾尔开希等学生领袖则表态拒绝出席。
5月4日，学生再次游行，并有500名新闻工作者参加。赵紫阳随后开放新闻媒体积极报导抗议活动，在5月3日至5月4日期间发表了两次同情示威群众的演讲。赵紫阳认为学生“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在谈到国内形势的时候说“事态将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在谈到处理方式的时候说“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在理性和秩序的气氛中解决”。5月4日结束时，除了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外，所有北京市的大学皆宣布罢课行动结束。
先进的学生不能容忍群众被中修的假和谈欺骗，在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之际，进行绝食抗议。5月13日，北大和北师大约500名学生于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示威，要求新闻自由，取消报禁，政府与学生对话，促进民主化进程。5月14日，为顺利接待戈尔巴乔夫，政府与学生对话，学生要求中央承推翻“四·二六”社论的定性，而社论作者正是中修头子邓小平。邓修集团暴露了他们反动的真面目，他们拒绝修改他们的反动结论，谈判就此破裂，学生坚持绝食，拒绝撤离天安门广场。绝食抗议的作法很快便激起中国人民支持学生的运动，在5月17日至5月18日期间数百万名居住于北京市的各行各业居民共同发起示威游行；参与者还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警察人员、中国共产党党员或者是低阶的政府官员。
中国红十字会也特别下达通知并且安排大量人员前往天安门广场为绝食群众提供医疗服务。北京1000多名知识分子联署发表了《五一六声明》，声援学生，批评政府对学运的动乱定性。作家巴金、诗人艾青、学者季羡林等参与签名。首都新闻界的游行人士开始打出了本社（台）的横幅，人民日报的“旗帜鲜明地反对4.26社论”和“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今日无新闻”的横幅，讽刺新闻审查制度。四个民主党派中央委员会主席费孝通（民盟）、孙起孟（民建）、雷洁琼（民进）、周培源（九三）向赵紫阳致函公开呼吁信，信中肯定学生诉求，并“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尽快会见学生，进行对话”。民革中央主席朱学范和十二位人大常委亦分别发出紧急呼吁，并被人民日报刊登。全国政协委员、一级教授侯建群和赵敏顺走在游行示威的最前面，他们的横幅是：“强烈要求政府立即答应学生三点要求”“救人更要救国”。根据新华社报道，七十七岁高龄的著名学家季羡林亲身前往广场探望学生，在学生的搀扶下一步一颠地走进绝食学生中，拥抱着仰卧在地上的弟子，老泪纵横。署名著名作家“冰心老人”的横幅写着“学生爱国，我爱学生！”数学家陈景润和王元共同疾呼“学生们的负担太重了，让我们承担一些吧！”歌唱演员李谷一、舞蹈演员陈爱莲等人来到纪念碑下学生的指挥中心，她们30多位政协委员到此是为呼吁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督促政府尽快对话。
在天安门广场，甚至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为表明态度在博物馆楼顶升起在运动中具有象征性的V字手势旗，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和工作人员亦组成队伍手持横幅走出故宫表达对绝食学生的支持。游行中罕见的出现了往来不参与社会运动的宗教人士，佛教的和尚举起“金刚怒目 大雄无畏”“弘法自由 广度众生”等标语，基督新教的基督徒、神职人员与神学院教职人员亦在游行中举起十字架，伊斯兰教的各少数民族穆斯林举起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经文支持学生，并借此表达尊重穆斯林习俗的诉求。北京市数十间医院的医护人员身穿白大褂参与游行，并志愿为绝食中身体不适的学生提供救助，一些医生在劝导学生过程中激动落泪；包括首钢、东风、吉普、铁道部等在内的各产业和组织及大中企业的工人参与游行，部分工人乘坐重型汽车，周边县区的农民更乘坐农耕载具组成车队前往市中心参与游行，一度造成交通中断；北京市有公安干警志愿前往广场为学生派发饮料，也有人数众多的公安警察人员的游行队伍沿途游行向群众比V字手势，赢得群众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游行队伍经过人民大会堂东门时，不断呼喊:“不给官倒贷款！”“冻结官倒帐户！”；海关总署的声援队伍喊道:“官倒走私，铁证如山！”；人民法院的法官也到现场声援；中国警官大学的700多名学生18日凌晨自发来到广场协助学生维持秩序，保证了从广场东南口至前门之间救护车道的畅通无阻；中小学生亦参与游行，并有身戴红领巾的小学生呼喊“我和哥哥一条心”等口号。
随着媒体报道限制的打破，广播电视报纸在这一刻开始刊登社会各界的声援，5月17日到19日这段日子也被评价为“中国记者最自由的三天”。中国中央电视台首次在电视新闻中播出了天安门广场上情况的如实报道，而央视的部分新闻工作者和职工亦组成人数庞大的游行队伍前往长安街游行，并且拉起巨大的横幅，点名要求时任广播电视部部长兼央视台长艾知生辞职；而人民日报5月18日在头版刊登了以《首都各界百余万人游行 声援绝食请愿的大学生》为标题的新闻，以极大的篇幅详细报道了北京市各行各业的人在游行中的诉求和对绝食学生的同情，并直接引用了在游行中出现的部分反政府标语，并统计列出了多个参与声援的工厂和医院等单位组织的名称，而人民日报社过千名职工也参加了游行，其中不少在新闻届有名望的高级编辑记者亦在其中；工人日报连续刊登《北京电子管厂万名职工发出呼吁》等工人阶级层面表态和参与民运的报道以及各总工会干部对工人呼吁的积极回应。
群众的怒火在燃烧。
面对群众的怒火，中修决定用法西斯专政抗压。
5月20日，中修国务院正式宣布实施戒严，并且从5个大军区中动员了至少30个师的兵力，多达250000名士兵最终被送往首都北京市进行部署。当天下午，杨尚昆当面明确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为指挥，全权指挥戒严行动。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部队进入城市后随即遭到大量集结的群众拦阻，工自联还组织了“纠察队”，发动更多的北京市民去堵军车。
解放军军人一开始接受的命令是“保卫中央，保卫北京”，但这一虚伪的命令随着军队进京的第一天便破群众的劝说戳穿了。抗议群众纷纷向士兵发表演讲并且呼吁后者加入他们的行动，同时示威群众还提供士兵食物、饮用水和相关用品。
一些士兵选择站到人民的一边，他们加入人民的队伍。一些士兵选择站到他们认为的“共产党”，即官僚资产阶级的一边，他们有人打死了群众，群众奋起反击，烧死了杀人凶手。
事情正在起变化。
军车队伍受到大量群众包围并且被阻止进退，部队在郊区无法继续前进。在部队无法向城市内部推进，且正在发生分化的情况下，中央军委于5月24日下令所有军队撤退至各个城市外的基地驻扎，换下军队内部的“动摇分子”。
与此同时学生运动的内部分裂则更为加剧，5月下旬学生所组织的抗议活动由于没有明确的领导人或一致的活动，情况变得越来越混乱，同时伴随着天安门广场上聚集著大量群众使得示威队伍出现严重的卫生问题。侯德健建议学生领袖进行公开选举以选出学生运动的发言人，但是遭到学生团体的反对。另外一方面王丹则认为近期中国政府将有可能发起军事行动以镇压示威活动，因此主张让学生先从天安门广场暂时撤回校园并且另外组成相关团体，但这个建议则遭到主张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强硬派学生反对。随着派系冲突日益增加，各个派系开始争夺位在广场中央的学生广播中心，期望能够借由控制扩音器的方式掌握学生运动的控制权。各个派系也开始派遣一些学生前往火车站迎接来自全国各地声援的学生们，并趁机将他们拉到自己的派系之中以获得支持。学生团体开始指责其他派系的成员别有用心，这包括有勾结政府成员并且试图借由学生运动以获得个人成就。
可以看到，运动没有坚实的组织作为基础，是运动不能有效聚集力量获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6月2日，随着学生抗议运动增加，工人串联准备发动罢工，中修高层决定以武力解决运动。同日，高层再度召开会议，最终同意实施清场以“能够结束暴乱并且恢复首都秩序”。
6月3日下午4时30分，李鹏、乔石和姚依林3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见军方领导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北京市长陈希同和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最后确定有关戒严实施的具体办法。会议确认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必须果断采取强硬措施扭转局势。会议决定当日夜采取行动，“由刽子手周衣冰同志统一指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力量，迅速开进天安门广场，坚决执行戒严任务”。在清场的当天晚上，领导人分别于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监督执行状况。
在经历了六月三日的血腥夜晚后，天安门广场被清理干净。
6月4日白天，北京有零星枪声传出。由于后来中国官方对该事件讳莫如深，究竟有多少人死于当晚的清场行动至今不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9年第11号）所提供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队、武警及警察有数十人被害，6,000多人负伤；非军人有3,000多人受伤，200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医护人员、群众。
在运动中，部分军人拒绝向人民开枪。由于运动的无组织无纲领，这些力量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最终被邓小平反革命集团清算。
第28集团军6月4日早上在木樨地被群众包围，士兵在受到市民源源不断的质疑和哭诉，并目睹北京市面的情景后，军心动摇弃车不顾，整支部队就此停滞不前。受28军的状况影响，戒严部队指挥部派遣直升机到西长安街上空督战，用高音喇叭呼喊28军受阻就坚决反击，结果被28军的高射机枪扫射将其驱逐。下午五点整支部队撤走，28军成为唯一成建制没有抵达上级所指定的戒严执勤位置的部队。事后军长何燕然和政委张明春因“执行不力、指挥错误”被降级调任。
天安门广场上，自由女神的倒下，象征着在中修法西斯专政下，人民群众争取资产阶级民主的可能被彻底摧毁。
六月四日中修的反革命暴行，在各地掀起了余波，由于群众没有路线与组织，最终被镇压与清算，全国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
六四运动后，6月9日，反革命头子邓小平洋洋得意地发表了一通讲话，指出，“一些同志不了解问题的性质，认为这只是单纯的对待群众的问题，实际上，对方不只是一些是非不分的群众，还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会渣滓。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不懂得这个根本问题，就是性质不清楚。”
邓小平反革命集团知道，一旦实行资产阶级民主，他们复辟的罪恶将很快公之于众，他们会被打倒在地。因此，他们绝不会主动放弃法西斯专政。人民群众一旦知道资本主义复辟的真相，就会重新举起红旗。这就是邓小平称参与运动的群众“造反派”的原因。
六四运动的失败告诉我们，官僚资产阶级绝不会主动放弃法西斯专政。在中国，官僚资产阶级只要存在，资产阶级民主就不会存在。群众只有在拥有革命纲领的先锋队的领导与组织下，才能达到解放自己的目的。
官僚资产阶级为了制造适应复辟的理论，将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实质推翻，代之以披着马列外衣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使得人民认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他们丑化文化大革命，使得人们认不清什么是无产阶级民主。工自联、高自联没有正确的革命理论指导，所以提出的社民性质的工人自治诉求、也没有形成严密的革命组织。但工人至少还没到支持市场化自由化的地步，没和学生中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自由派）合流，这仍然是文化大革命教育群众的成果。
当时先锋队要做的就是说明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应该是要揭露当局资本主义复辟的实质，纲领应该是恢复文化大革命、打倒走资派。对于自由派可以联合，但要用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民主去把他们那边的人争取过来，要取得主导。如果当时无产阶级拥有自己的先锋队，其实完全有可能打倒走资派，重建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民主，可惜历史容不得设想。
今天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愈发尖锐。社会生产关系已经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在推翻官僚资产阶级的过程中，完全不需要在其中横插一个争取资产阶级民主的阶段。工人阶级有力量独立完成解放自己的历史使命。
自由女神虽然倒下去，革命女神将又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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