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t.me/knellofcapitalismSeptember 02, 2023
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没有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两条路线斗争问题
资产阶级法权
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
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由于实行等量交换的按劳分配原则，因此还存在着类似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权利，这就是资产阶级法权。
那么，为什么等量交换的按劳分配在实质上是不平等的呢？为什么说它们是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权力呢？
这是因为，按劳分配看上去虽然公平，不过，由于不同的人所处的环境条件不同，虽然都是按劳分配，但是实际上由于他们的能力不同，他们所分得的财产并不一致。这就会导致社会主义社会中一部分人较为贫困，一部分人较为富裕。这样一来，在等量交换的条件下，按劳分配就会导致分配上的差别不断扩大。特别是，按劳分配原则在它的实践中，又进一步承认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这样，分配上的差别又得到了扩大。而如果不对这种扩大做出限制，从事复杂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和领导等等，为了保护自己的特殊利益，就会慢慢形成一个阶级，这是因为，他们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普通工人不同，一长制又可以使他的们控制生产资料，且由于他们在社会劳动组织中占有领导地位，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也较多。并且，由于他们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较高，他们能够占有普通劳动者的劳动。
所以，按劳分配实际上是不公平的。
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中讲得很清楚：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 ……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 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
为了要使它能够成为一种尺度,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象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象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
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的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的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在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做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做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
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的残余成分，即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着无产阶级路线和资产阶级路线之间的斗争。如果不对资产阶级法权正确地加以限制，那么，资本主义就有可能在社会主义国家复辟。
斯大林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察觉与错误的尝试
斯大林在1930年代，就已经意识到党生了病，有倾覆的危险，但是，斯大林并没有正确地意识到党在哪里生的病，他把社会主义的危险归结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破坏和国内老资产阶级的反攻倒算。
正如斯大林在《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所说的那样，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危险，因胜利而产生的危险，因成绩而产生的危险。是的，是的，同志们，是因胜利和成绩而产生的危险。这种危险在于，节节胜利，步步成功，一再超额完成计划的胜利环境，会使政治经验少和见识不很多的人产生麻痹大意和自满情绪，会造成一种使人不知分寸和政治嗅觉迟钝而一味庆柷胜利、互相祝贺的气氛，
会使人们松劲，使他们高枕无忧。
在这种令人昏眩的自高自大和自满的气氛里，在这种大肆夸耀和自吹自擂的气氛里，人们往往忘记了对我国命运具有头等意义的一些重大事实，人们开始看不见象资本主义包围、新形式的暗害活动、因我们的胜利而产生的危险等等这样一些不愉快的事实，这是毫不奇怪的。资本主义包围？这是胡说八道！既然我们完成和超额完成了我们的经济计划，所谓资本主义包围又能有什么意义呢？新形式的暗害活动，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这全是区区小事！既然我们完成和超额完成了我们的经济计划，这一切小事又能有什么意义呢？党章，党的机关的选举制，党的领导者向党员群众报告工作的制度？这一切是不需要呢？既然我们的经济在发展，工人和农民的物质生活日益改善，
这些小事是不是值得过问呢？这全是区区小事！计划我们正在超额完成，我们的党并不坏，党中央也不坏，我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有些古怪的人坐在莫斯科那里，坐在党中央那里，凭空想出来一些什么问题，谈论什么暗害活动，自己不睡觉，也不让别人睡觉……
你们看，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说明我们某些没有经验的同志，
由于昏头昏脑地陶醉于经济上的胜利，竟多么容易而“简单地”得了政治盲目病。
因胜利、因成绩而产生的危险就在于此。
我们党的同志因陶醉于经济胜利，忘记了对于苏联具有重大意义的国内外的事实，看不见包围着我国的一系列危险，其原因就在于此。
我们的麻痹大意、健忘、温厚宽容和政治上的盲目，其根源就在于此。
我们经济工作和党的工作缺点的根源就在于此。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法西斯德国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磨刀霍霍，针对苏联进行了一系列的备战和间谍工作。在这种条件下，斯大林将被资本主义国家围剿的危险作为主要矛盾去考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历史上的一种倾向往往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很明显的是，斯大林只提到了被资本主义国家围攻的倾向，并没有提到党内会产生新生资产阶级。
不论是由于战争危险的临近，还是由于斯大林等布尔什维克没有发现这一点，这个问题在党内清洗时期一直没有被明确地提出。
在大战后的几年中，斯大林对党内资产阶级仍然没有察觉，在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我们看到：
由于剥削的消灭，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根本改变了。
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工人和企业领导人员间的利益对立消失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体力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是统一的生产集体的成员，他们都极其关心生产的发展和改进。由此就产生出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旨在不断改进生产的创造性的合作。
然而，正是由于这一点，苏维埃联盟抵挡住了德寇的野心，却没有抵挡住党内的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