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vember 10, 2023
一、李克强的生平
李克强，1955年生于安徽合肥，其在安徽省当县长的父亲李奉三曾于“三反”运动时期被打为“腐败分子” 也在改开后被平反。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后，李克强是第一批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学生，80年代在北大读研究生时师从经济学家厉以宁——修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设计者之一，而后于1998年李克强担任河南省省长、2004年出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解决了辽宁国有企业改革和大量人员“下岗”的难题。2012年，李克强正式出任国务院总理，从此在经济上他提出了许多指导——提出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城镇化进程等提案；提出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理念，鼓励社会各界发挥创新创业的活力和潜力；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和合作；他还提出了“十四五”规划的重要任务，包括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如果你是一个对中国政治经济感兴趣，或者正在考公、读研的人，那么对这些指导一定不会陌生。但要是把中国经济的荣与耻看作为某一人的功与过，那么当我们讨论李克强的“经济成就”时则需要以另一个视角具体讨论了。
二、积重难返，无能为力
李克强作为一个大学教授，从师厉以宁，饱读书斋，对市场经济可谓是即狂热又欢喜，其师厉以宁也是瓦解社会主义经济的罪魁祸首之一（我们马列毛主义者对这师徒二人自然是没有丁点好感），但究其根本，李克强的经济主张仍然是学院派的——小政府，大市场，“给企业更多的自由的发展空间，政府不要过多盘问”。
资产阶级内部一直在争论到底是哈耶克经济学好还是凯恩斯主义更有助于经济增长，但这只是一种表象，我们马列毛主义从来主张透过现象看本质——经济危机时资产阶级政府怎么办？
答案只有一个，凯恩斯主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主张小政府的李克强上位后一再选择用大政府（凯恩斯主义）的方法为中国经济“续命”。而一旦搞清楚了统治阶级用的凯恩斯主义来延缓经济危机的爆发，我们也就搞清楚了为什么说中国经济积重难返。
现在让我们从阶级角度和缓解经济危机两个维度来说明为什么李克强不是自由派口中的“救世主”“李青天”。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实行市场经济，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市场经济已成大势所趋。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已然分化为三大阶级：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又可被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私人资产阶级，另一部分是（国家垄断）官僚资产阶级。在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绝对的统治阶级。中国30 多年的资本主义发展一方面极大地增强了以央企和地方国企为代表的国有资本的实力，另一方面在国有资本的大力扶持下，通过抓大放小的国企改制和招商引资等一系列措施，一个更为庞大的（但还并不强大的）以珠三角、长三角的私企为代表的私人资本势力已然形成。两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者（民营企业家）有很多是前者（官僚）的亲属或 “下海”的官员；前者（官僚）又往往入股在后者（民营企业家）的公司里。因此官私往往相互依靠、狼狈为奸（比如说在房地产的开发上）。举例来说，广东有叶家的垄断资本势力，北京有邓家的垄断资本势力，这两者都是改开后走资派侵吞集体、全民财产后形成的庞大的官僚垄断资本势力。人言道民国有蒋宋陈孔四大家族，殊不知四大买办相较于改开后的十大家族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十大家族几乎掌握着全部的国计民生（如石油、化工、钢铁、煤炭、通信等重要行业）。不仅如此，各大家族还积极瓜分名义上的“国有资本”，据传李鹏家族主掌电力，王震家族主掌通讯，陈云家族主掌金融，等等。毫无疑问，官僚资产阶级是不折不扣的吸血鬼与寄生虫。先不论李克强有没有在这环环相扣的剥削机器中一杯羹，单从阶级角度分析，他李克强何能何德敢去撼动或者改变中修官僚资产的主体地位，能被誉为“李青天”？
从缓解经济危机的角度上看，截至李克强卸任时，中国仍面临严重的生产过剩问题，李青天对这严重的生产过剩又干了些什么呢？这里我们暂且先按下不表，去寻找中国生产过剩的源头：
（一）第一次生产过剩
中国的生产过剩自1996年之前便已酝酿。在市场经济未成熟之前，随着商品经济改革，各地逐步恢复追求利润的生产目标，基本矛盾就以诸侯经济、重复建设等形式体现出来。从80年代中期财政分灶吃饭开始，指令性计划逐步缩小，基本矛盾以中央－地方矛盾表现出来，各地重复建设、盲目投资，如汽车、机械、电子、烟酒等行业纷纷成为地方财政支柱。1992年南巡以后，中国资本主义大跃进，社会出现剧烈的分化，生产力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各地争相上项目，各地经济结构的相似度在90％以上。例如全国有22个地区把汽车制造列为支柱产业，24个地区把电子工业作为支柱产业，23个地区把石化列为支柱产业。到1995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我国82％的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低于75％，半数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生产能力闲置严重的主要是家电。产品、机械产品、轻工产品、纺织产品等行业，到90年代中期以后，很多轻工企业纷纷限产、半停产、甚至停产，其中家电行业市场饱和，电视机、空调器、洗衣机等一批工厂面临关停窘境。
1996年之后中国迎来首次生产过剩，在1996年以前，我国社会总供给一直小于总需求。1996年上半年总供给大于总需求3391亿元，供大于求9.8％1。此后中国经济告别“短缺经济”进入过剩时代，生产能力利用率下降，工商企业库存积压，市场上商品销售困难。到1997年，全国600多种主要商品供求基本平衡的占67％，供大于求的占32％。由此中央便开始了国企改制，随后也终结了福利分房制度，把社会主义时期的所有福利全部去掉，开始商品化改革。
（二）2001-2008产能全球扩张时期（外循环、内循环交互时代）
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一改改开后的二十年颓势，经济高速发展。外部循环导致出口订单增多，出口轻工业企业必然需要扩大生产，修更多 的厂房，买更多的设备，这又导致重工业企业订单增多，重工业企业也会扩大再 生产。这两者扩大再生产又会雇佣更多工人，导致对内销型轻工业需求增加（对 食品、衣服等需求增加），形成良性互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消费者购买中国产品，中国形成外贸顺差，获得大量外汇储备。最后财富效应刺激美国人不断地消费，继而购买更多的中国产品。这就是外部循环，外部循环的本质是不断通过出口来带动经济。国用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资金回流到美国，支撑美国债市、股市等虚拟经济。美国虚拟经济市场不断膨胀，股市上升、房地产市场上升，美国老百姓的股票、房地产和手中的债券就不断增值，形成财富效应。这一轮经济增长主要靠重工业投资带动，用电量也不断攀升，很多地方开始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2006年甚至出现了广泛的电荒和油荒。还有民营企业“大炼钢铁”热，钢铁投资年增速高达100％。2005年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53％。由于开拓了国际市场，巨大的需求创造了巨大的利润空间，各类市场主体都快速扩大产能（见图1.1—图1.2）
（图1.1中国电力增长情况）
中国的钢铁、水泥、发电量增长，但民众无法消费钢铁、水泥这些东西，要变成轻工业品或者是房子才行，因此投资就有了个方向，即城镇化和整个房地产市场。老百姓用自己的存款，支撑了整个中国房地产市场，最终，再自己去贷款，消化 不断升值的房屋。这就是当时的内部循环，内部循环的本质是不断通过城镇化和 房地产投资来带动经济。90年代后期以来，长期依赖投资拉动，货币发行量较大，加之国际油价快速上涨推高石油输入国物价、大量热钱流入形成输入型通货膨胀等因素影响，物价难以控制。同时，金融市场也开始飙升，出现了股市泡沫，房地产进入升值的快车道，此时已经无法刹车。内外循环这两个循环一个主要对应着城镇化和房地产投资，一个主要对应着外贸出口，这也是我们当时消耗过剩产能的两个主要途径。但是，这两个循环都是不稳定的。外部循环，要求美国虚拟经济不断膨胀。只有美国虚拟经济不断膨胀，才能持续 产生财富效应，刺激美国人消费需求，进而带动中国出口增长。 内部循环，要求中国城镇化不断推进，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只有土地和房屋不 断涨价，地方和开发商才能以此为抵押借到更多的钱，进而通过投资来带动经济。 一旦城镇化停滞，就会出现问题。 说白了，要维持两个循环运转，就要求美国的股市和中国的房市一直高涨。
（图1.2 中国货币发行长期维持两位数以上增速）
（三）过热时期（2009-2013年）
次贷危机发生后，外向型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出口出现负增长，大批农民工返乡，失业大量增加。为了应对这种危局，中国政府推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即“四万亿计划”。这是中国版本的凯恩斯计划。国家立标项目，然后发行货币进行投资，从这里开始是投资拉动经济通过国家印钱，以通货膨胀为代价，政府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消耗过剩产能，延缓危机的爆发。利用这笔投资，建设了一大批重大基础设施，高铁建设和水利、公路、机场、城市电网改造、农田基本建设等快速推进，俗称“铁公基”。在凯恩斯主义的主导下，经济从“外贸-投资”双驱动模式，转变成以城镇化为依托的“负债-投资”单驱动模式。从 2009 年开始，我国经济一方面 持续大搞基建，另一方面一遇经济下滑就放宽房地产贷款和购房政策，努力挖掘 房地产市场，通过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带动重化工业需求，进而全面带动制造业，想盘活中国经济。
（三）三大问题
随着凯恩斯主义计划的执行，凯恩斯主义会逐渐展现出三大特点：
①更大规模的产能过剩；路是有修完的一天的，你可以拆了修，修了拆，但是依然只能消耗一点的产能。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减慢，各个基建项目周期就会陆续完结，更严重的产能过剩就会凸显出来。中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减慢，中国工人工资增长的速度也从2011年的高峰降了下来。
②企业高额负债；银行贷款投资基建，而当投资周期结束时是很多钱却还不上，很多基建项目根本不能创造收益。
③这会导致经济脱实就虚；
2009—2013年之间四万亿投资计划已经将产能拉动到一个空前的水平，一旦国家退出投资计划，马上形成严重的过剩，因此资本家们不会再进行过多的扩大再生产，而是投入了金融领域和房地产行业之中，尤其是房地产。在城市化发展时期，房屋供不应求肯定会涨价。于是，伴随着资金大量流入房地产，从一二线城市到各地的县镇，房地产遍布人口集聚的地方，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资产泡沫。 以上这就是凯恩斯主义导致的三大问题。 这些现象则是中国经济所遇到的重大难关，当前的过剩局面主要是2009—2013年生产过热时期造成的。受2009年政策大刺激和短暂经济效益鼓舞，企业在2010、2011年前后投资过大、过猛，在资本家看来，那时候干什么都赚钱，所以即便借助高杠杆也要拼命扩大再生产。而最大的过剩出现在房地产行业。而城市化浪潮结束后，由于银行房贷过高，政府债务迅速增长，同时存在恶性通货膨胀，受房地产价格上涨影响，2017年以来PPI指数（工业品价格指数）大幅上涨，平均增速8.1%。工业品生产价格表征生产资料价格，如果生产资料价格大幅上涨，迟早会传导到消费品价格上。多年来政府所发行的货币又被企业用以投入房地产和股市之中。
好了题外话已经说了太多了，让我们回到正题，面对中修愈演愈烈的经济危机，我们伟大的“李青天”及以他为代表的中央政府又做了些什么呢？
三、李克强的办法
前总理李克强
随着经济增长进入低谷期，刚开始李克强瞄准了社会上巨额的过剩资本，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国发〔2014〕60号），想吸引民间资本广泛投资航空、石油、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部门。但民间资本不是傻瓜，这些重工业领域早已严重生产过剩，更何况这些部门同时被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牢牢把控在手里控制，自己投资了不仅赚不到钱，到头来甚至连董事会的大门都进不去。一句话，不如投资房地产。所以这个意见出台以后，基本没有得到什么响应。“李青天”眼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想出了吹金融泡沫来吸引社会投资的办法。这下可好，由于中国的股市过去一直是“慢牛”状态，理论上股民投资股票的热情应该随政策水涨船高，几十万亿的剩余资本也能顺理成章地进入股市。“李青天”算盘打的可响了：（我的政策）对拉动经济有三大好处：一是企业从银行等机构融资是债权融资，需要还本付息，但通过股市融资是股权融资，不仅不需要偿还，还能降低企业的负债率，避免实体经济因负担高额利息被掏空利润，进而避免出现实体经济倒闭风潮并引发经济危机；二是现在信贷链条被人为拉长，很多信用中介干着高利贷的活，抬高了实体经济融资利率，而通过股市融资可以直接获取社会资本，有效缩短信贷链条，避免信用中介带来的风险；三是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很大，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通过股市融资，可以获取大量不用给回报的资金，降低地方政府的债务率和偿债负担。
但“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历史进程无情地撕破了“李青天”那“一股就灵”的慢牛美梦。众所周知中国股市不同于美股，美股股民可以放长线钓大鱼，而中国股市可不存在这分红美梦，大多数中国股民都是抱着投机倒把倒买倒卖“赚快钱”进的股市。正所谓“A股一直都是国内外金融资本收割的股民的利器”。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李青天”出台了他的的新政——大量新韭菜疯狂涌入股市，泡沫吹得太快，最终在2015年6月，泡沫难以支撑而破裂了，中小股民又一次被无情收割，史称2015股灾。
股灾过后，过剩的资本难以找到好的投资去处，正好迎合了习近平班子的经济刺激政策，大量投资于房地产，导致一二线城市房价出现又一轮大涨。由于实体经济已经深陷泥潭，债务过高、融资困难、利润微薄等，资本不可能再去投资实体经济。相反，实体经济中的资本也向金融领域转移。
此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王德培，甚至把房地产成为“人民币的稳定之锚”， 王德培曾经“掏心掏肺”地说，“中国有 200 多万亿的人民币印制和发行，全世界之最了，为什么没出问题”，就是因为房地产，房地产是“中国通货膨胀的主战场”，但是高价房这个问题主要针对“中产阶级以上的人”，所以社会本身不至于出问题。王德培的这段话说得很明白了，我国为什么不敢让房价跌，因为“货币大量投在那里”，一旦房价跌了巨量的货币就会涌现其他商品市场，造成全社会范围内的通货膨胀。
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修面对如此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被迫走帝国争霸的老路——对外争夺原料产地和市场以倾销产能，这就是一带一路，北线欧洲，南线是亚非第三世界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充当原料产地和少部分产品倾销地，打压本土的民族企业，扶持买办政府，欧洲市场则更是中帝与美帝的争夺重点，哪个帝国掌控了欧洲，就掌控了世界最大的市场，也就能极大程度上缓解本国的生产过剩危机。与此同时中修还提出什么“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提出经济由高速度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增长，这些官话不过是一套掩盖中国经济过热期造成的经济脱实向虚以及巨额的产能过剩问题的说辞。与此同时当局又借口环境整治关停了一大批的企业（当然环境整治是好的，对无产阶级有益），同时也可以稍微缓解下生产过剩的危机。但剩下的巨量过剩产能又怎么走呢？答案是2015-2016年的“栅户区改造”，就是让国家发钱，你去买房，随后提出涨价去库存的方案。李克强同时又指出了一个“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把中国的工业向高端制造业发展，由此免不了同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主要是美国）产生了矛盾，究其根本，还是现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经历着史无前例的资本主义的危机。
李克强作为一个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者，其所做出的经济改革无论如何也要向着帝国争霸这个目标前进，任谁也逃不掉，就算是新任的总理李强也同样如此——只有在帝国主义的争霸中越走越深直到被不堪其苦的无产阶级所击碎这一条路。帝国争霸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要不扩张，要不灭亡”。怎么办呢？向前吧，向着帝国主义的军备竞赛迈去，向着帝国主义战争前进，向着社会主义革命挺进。
四、历史洪流不可阻挡
在文章的结尾让我们扯些题外话：在较为主流的说法中，中国共产党内可以划分为“团派”、“太子党”等派系，每天上演着因利益瓜分不均而导致的派系斗争。李克强出身共青团系统，凭风借力平步青云，“光彩、体面而服众地”进入了权力中心，他推动的市场开放化收获了不少自由主义信徒的青睐，他耀眼的教育背景和资历在皇帝的衬托下也得到了小资产阶级唯学历者的抬举，与此同时，P2P的爆雷、棚户化改造的恶果、越加低迷的市场数据……都让“李青天”这个“不得势的政客“蒙上了一层老骥伏枥却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悲壮色彩”。在自由派的英雄史观渲染下，我们的“李青天”乍看之下真就好似“朝野上下，唯我两袖清风，奈何圣上昏庸，奸臣当道”。在自由派那里，“李青天”早已拥有了这样的美谥：“李克强，功过参半，但心系天下，瑕不掩瑜，因为他在中国媒体庆祝脱贫攻坚时道出中国还有6亿人月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因为他坚持不要文革要改革，“长江黄河不倒流”。
哈哈，让自由派伤心去吧，我们马列毛主义者要说，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糖衣吃掉，炮弹打回去，“李青天”那六亿人收入不足一千的口号，我们尽可以拿来用，还有狠狠的用大用特用，至于“李青天”那“长江黄河不倒流”的资产阶级战斗口号，我们马列毛主义者必须要坚决炮轰回去——历史长河滚滚向前，资产阶级的孤魂野鬼必定将在历史车轮下被碾的粉碎！
毕竟，我们马列毛主义者知道中国修正主义者之所以能如此骄傲地宣布中国在短短几十年里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路程，就是因为这些年里中修领导核心们靠着毛泽东时代的工业遗产和庞大又低廉的劳动力完成了史无前例的资本原始积累，造就了一个用血与泪铸成的大国。
但也同样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所经历的经济危机也即将如约而至地爆发。无论是是“四万亿计划” 、习近平的城投发展、还是李克强对私有化、市场化的推动，这些凯恩斯主义或“新自由主义”不过是让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延缓到来罢了——“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John Maynard Keynes”
而他李克强，不过是恰好地，在那必将死亡的路上前进的奴隶主罢了——“既要革命，更要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