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vember 27, 2023
编者按：
1.本文节选自由斯科特.哈里森所撰写的《群众路线与美国革命运动》的第31章，此文详细地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视角去解释群众路线在解决革命运动中各种矛盾的意义和作用，也驳斥了我们目前遇到的很多机会主义错误观点。理据充分、逻辑清晰，耐心看完，相信你会有所收获。
2.Scott Harrison 是一位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曾经是美国革命共产党的成员，但在 1977 年因为对群众路线的理解与党的领导不同而被开除。他从那时起就开始了他的网站建设和文献收集工作，旨在反对各种反动政府和机构对进步思想的压制。他的网站包括 massline.org, massline.info, bannedthought.net 等，其中收录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毛主义的书籍、文章、杂志、文件等，涵盖了世界各地的革命运动和斗争的情况。他还写了一本关于群众路线的书，名为《群众路线的方法和风格》，以及一些其他的论文和评论。他的网站 在一些国家，如印度，已经被封锁，但他仍然努力地寻找新的途径来传播进步思想和资料。
链接：https://www.massline.info/mlms/mlms.htm_
图一：文化大革命
世界上到处都有矛盾（辩证矛盾），不管是对于群众和群众中的每一个个体，还是我们与群众的关系，都是一样。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不应该害怕这些矛盾，假装它们不存在，或者害怕群众，而是要学习用革命的方法解决这些矛盾。群众路线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
群众路线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解决各种相关矛盾的方法，这取决于我们的分析有多抽象，我们关注的话题的哪些方面，等等。坚持认为只有其中一个矛盾必须被选为“唯一”的群众路线所要解决的矛盾，这是愚蠢的。这就像声称无产阶级革命解决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资本占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一样愚蠢。这两件事都是正确的；这只是不同层次的分析。
因此，我们可以说，群众路线的存在是为了解决（或者帮助解决）以下矛盾（以及其他矛盾）：
1.在我们目前相当的无知，和需要确定革命的确切道路之间的矛盾。
2.在革命的需要，和群众最初对这种需要的缺乏理解之间的矛盾。在党的革命态度和纲领的需要，和为了进行革命而赢得群众支持的需要之间的矛盾。
3.在群众的真正利益和他们认为的利益之间的矛盾。在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
4.在中心和边缘之间的矛盾。
5.在集中主义和分散主义，或者在集中主义和民主之间的矛盾。
在群众的智慧和领导的无知之间的矛盾。
6.在群众整体的混乱（往往包括党本身），和部分群众关于如何推进斗争的知识之间的矛盾。（这可以被看作是群众路线技术的第一步所特别解决的矛盾。）
7.在群众的混乱，和党所拥有的切割这种混乱的工具之间的矛盾。（这可以被看作是群众路线技术的第二步所解决的矛盾。）
8.在群众的斗争和创造性，和现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党的先前政治路线之间的矛盾。（这再次关注了程序的第二步。）
我希望你注意到，上面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融合的；它们都是在探讨或多或少相同的事情，或者同一总体事情的不同方面。
让我们简要地讨论一下这些矛盾及其与群众路线的联系。
广泛的、总体的矛盾
上面列表中的第一组矛盾（三颗星之前的部分）代表了广泛的、总体的观点，哲学和政治的观点，对群众路线的基本的革命的观点。以上列表中的第一个，即我们目前的无知和需要发现革命的确切道路之间的矛盾，当然与上一章讨论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密切相关。这里唯一需要注意的是，我所说的“我们目前的无知”是指党和群众整体对如何向革命前进的具体方法的无知。党和群众一起可以发现这条道路，但是这条道路的许多部分目前还是未知的，仍然需要通过实践来发现。第二个矛盾是革命的需要和群众对这种需要的缺乏理解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在1976年由RCP很好地表达了：
“ 客观地说，社会在这个阶段只能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来前进。但这样的革命只能通过数百万人的坚定行动来实现。这样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它必须并且将会发生。但这只会在群众——首先是工人群众——确信推翻和消灭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的时候发生。 如何解决这个矛盾——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工人阶级的党运用群众路线［1］。”
这是在看大局，当然这也正是RCP在这里的意图——让我们看到大局，群众路线在革命事业中的作用，而不仅仅是作为一种领导工具，适用于任何方向的领导，甚至可能是远离革命而不是靠近革命。
列表中的第三个矛盾——革命态度和纲领的需要，和赢得群众支持的需要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对前一个矛盾的重述，只是它明确提到了党和群众之间的二分法。第四个矛盾——群众的真正利益和他们认为的利益之间的矛盾——再次涉及到同一个基本问题：群众还没有看到革命的必要性，因为他们没有清楚地理解他们自己的真正的、长期的利益，以及为了满足这些利益必须做什么。第五个矛盾——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在其意图的含义上，又与第三个矛盾本质上相同，尽管它的简洁性是通过牺牲对我们领导工作的革命意义的明确提醒而获得的。
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
这个矛盾可能是群众路线背后基本矛盾的最简洁的表述。但是，再次强调，当使用这样的简写表达时，不要忽视群众路线的整个革命意义，以及领导工作的一般意义。
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的本质是什么？说存在矛盾，就是说存在差异，也就是说，有两个极端，而且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斗争。但是，这种斗争的性质从一个矛盾到另一个矛盾有很大的不同。在某些情况下，斗争通常是温和的和克制的，可以和谐地解决。在其他情况下，斗争是非常对抗性的，只能通过一方对另一方的强制压制来解决。在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抽象矛盾的情况下，斗争的性质，从而具体矛盾的性质，取决于多种因素。但是，最主要的决定因素是领导者代表的是什么阶级，以及被领导的是哪个或哪些阶级。如果领导者代表的是一个阶级（如资产阶级），而被领导的是其他阶级（如无产阶级及其盟友），那么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是一个对抗性的矛盾，至少最终是这样。（在谈论辩证矛盾时，“对抗性”意味着不可调和；一个极端必须压制或压倒另一个极端。）
另一方面，如果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来自同一个阶级（或者同一组联合的阶级），并且代表着相同的总体阶级利益，那么仍然会有斗争，但它们通常会更加温和，而且很有可能以和谐的、非对抗性的方式解决。因此，人民运动内部的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矛盾与资产阶级“领导者”和他们所领导的群众之间的矛盾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
然而，目前要强调的不是在人民运动内部和谐地解决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矛盾的可能性，而是即使在那里，也存在着实际的矛盾，两者之间存在着实际的斗争。修正主义者总是否认这些矛盾的存在，只有那些——像毛泽东那样——真正代表人民的实际利益的人，才敢承认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斗争形式。这种斗争的原因之一，就是人们并不总是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特别是，那些对人民的长远利益有更多理解的人，不可避免地会发现自己受到那些对这些利益理解较少的人的反对。因此，无产阶级党，作为阶级和群众的先锋，它通常对群众的困境和解决这一困境的基本办法（革命）有着更深刻的理解，它会遇到来自那些对“更容易的道路”充满幻想的群众的很多反对。党必须与这些落后的群众斗争，让他们理解党所理解的东西。这个事实是没有办法绕过去的。即使是群众路线方法的第三步，把少数人的先进思想带回广大群众，实际上也是党和群众之间的一种斗争形式。这是一种思想斗争，它应该是一种友好和尊重的斗争，但它仍然是一种斗争，而且是一种严肃的斗争。之所以严肃，是因为它很重要。
降低群众、革命运动和党内斗争的重要性的一种方法，就是始终一心一意地关注团结的必要性——同时方便地忘记了真正的团结必须通过斗争才能产生。即使是许多毛派和名义上的毛派组织，似乎也很难理解这一点，尽管毛泽东本人对此有所说法：
一味地谈团结，不谈斗争，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团结必须经过斗争才能达到（更高的）团结。这在党内、阶级内或人民内都是一样的。团结转化为斗争，又转化为团结。不能只谈团结，不谈斗争和矛盾。苏联不谈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没有矛盾和斗争，就没有世界，没有发展，没有生命，没有任何东西。［2］
不仅在群众内部、人民内部和党内存在斗争，还存在着党和群众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只要它不变成对抗性的。只要党真正地为群众的实际利益而工作，并不断地向群众解释它是如何做到的，它就不会变成对抗性的。党和群众之间的斗争还有其他原因，而且，也不应该假定党在这些斗争中总是正确的，而群众总是错误的。虽然党对前进的道路有更好的整体理解，但它往往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或者更糟的是，完全错误地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什么）。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群众路线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让群众自己指导党在这样的问题上，第一步的群众路线方法就是与党进行斗争，以启发党自己，以便它反过来启发其他群众。也许大多数群众对该怎么做有各种各样的错误观念，或者自己也不知所措。但总会有一些人对该怎么做有好的想法，而群众路线的第一步就是与党进行斗争，以启发党自己，以便它反过来启发其他群众。
事实上，党也需要与自己进行斗争，学习如何从群众中学习，并始终如此。
群众的真实利益和主观利益之间的矛盾
不幸的是，人们并不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利益，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一个阶级。这对他们的最终的、长远的利益尤其如此。这对于“下层”阶级也尤其如此，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们为什么会被统治阶级长期压迫和剥削。
正因为这种矛盾，一个奇怪而且可能令人沮丧的情况经常出现——一个真正捍卫群众的真实、最终利益的政党可能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而另一方面，各种机会主义的（甚至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政党可能得到群众的相当大的支持，即使他们毫不在乎群众的长远的、最终的利益，甚至可能只是假装关心他们的短期的、直接的利益。
对此该怎么办呢？解决这个矛盾的主要方法是教育群众，让他们了解自己的真正利益。这永远是我们的主要任务和目标。
而作为熟练运用唯物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必须比这更进一步。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由于群众的真实长远利益和他们的主观利益之间存在着这种客观的矛盾，我们不能一下子完全克服，我们必须在我们提出的问题和我们对各种群众斗争的重视程度上，对群众做一些让步。简而言之，我们必须比我们真正认为他们固有的值得的程度更多地去关注改良主义的、短期的利益。
当然，我们绝不能忘记，更不要说违背群众的真实的、最终的利益。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一定程度上，为了帮助吸引他们到一个最支持他们真实的、最终利益的党，我们有必要参与他们自己认为最紧迫和最重要的斗争（只要这种认识不违背他们真实的、最终的利益）。
这不是一个欺骗的问题。我们不应该对群众撒谎，说他们的哪些利益才是真正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例如，我们不应该淡化革命的必要性。）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要赢得群众，我们必须也要和他们一起参与他们自己认为最紧迫和最重要的斗争。正是这个原则，构成了列宁关于共产党人的任务是“不是要编造一些时髦的办法来帮助工人，而是要加入工人运动，给它带来光明，帮助工人进行他们自己已经开始进行的斗争”的论点的基础［3］。
当然，这种方法也有可能走得太远，自己堕落为机会主义。必须做的事情总是有可能做得过头。
但也很可能犯另一个方向的错误，忽视群众的主观利益，与他们隔绝。而且，也有可能对群众的主观利益变得如此漠不关心，以至于最终反对他们围绕自己的真实短期利益的许多斗争。甚至有可能完全背离群众的真实利益，一步一步地走向反面。
如果革命领导人所要做的只是站起来大喊“这边走，到革命党；这边走，到革命！”那该多好。在现实生活中，通向革命的道路并不那么直接和简单。那些忽视社会的真实矛盾和群众之间的矛盾的人，永远无法领导群众走向革命。
图二：美国共运
群众路线解决的一些更具体的矛盾
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矛盾是集中和分散之间的矛盾。有些人认为群众路线本质上是分散主义的。例如，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谈到了“一种强调分散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4］事实上，群众路线确实允许某些类型的分散化，比如与命令主义和过度集中主义的工作方式相比。但它也允许集中化，与无政府主义相比。群众路线最好被视为一种解决集中和分散之间矛盾的方法，允许每一方发挥适当的作用。
集中和分散是处于辩证对立的关系，甚至可能在资产阶级的思想中看起来是逻辑上对立的关系。的确，一般来说，如果你有更多的集中，你就必须有更少的分散，反之亦然。然而，有一些方法可以增加和加强集中和分散的程度；也有一些方法可以提高集中和分散的效果。群众路线就是这些方法中最好的一个。
群众路线增进和促进了分权，因为它广泛收集了来自各地的群众的思想和经验。它增进和促进了集权，因为它使一个集中的领导机构能够集中这些思想，并从中选择最好的作为全体群众政治行动的基础。它又通过让许多党员把这些集中的思想带回广大群众中去，在当地实施，以及鼓励干部根据当地情况而不是以一种严格统一和机械的方式来做，再次增进和促进了分权。
令那些缺乏辩证法的人惊讶的是，如果利用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集中主义和分散主义都将得到培养和加强！的确，每个方面加强的程度会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这仍然是事情的基本真理。群众的斗争和创造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党的路线形成了对立统一，其中前者是主要方面。但是党在推动这一整个过程向前发展中起着积极的作用，努力使每个方面在更高的水平上转化为其对立面。
图三：“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群众斗争与创造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党的原则路线的矛盾
早在1981年，美国革命共产党在批判中国修正主义者的过程中，做出了一个非常有趣和深刻的评论。说实话，我觉得这个评论来自美国革命共产党很让人惊讶，因为我几乎没有看到他们按照这个原则行事的证据。不管怎样，他们是这样说的：
“ 群众的斗争与创造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党的路线构成了对立统一，其中前者是主要方面。但是党在推动这个整个过程向前发展中起着积极的作用，努力使每个方面在更高的水平上转化为其对立面。[5]”
这似乎是在说，不仅存在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路线（一方面），和群众的斗争和创造（另一方面）之间的矛盾，而且在这两者中，是群众的斗争和创造是主要的。但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认为它至少意味着以下几点：
1.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路线是从群众的斗争与创造中衍生出来的。
2.当这一矛盾的两个方面发生冲突时，通常应该是群众的斗争和创造凌驾于党的原有理论和路线之上。群众的斗争应该是改变党的理论和路线的基础。
3.但是党的理论和路线，当重新回到群众中时，也能并且必须改变群众斗争的性质，影响群众的创造。
4.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实际上是在宏观层面和最基本层面上运用群众路线的方法。（从这个角度看，即使是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和鼓动，实际上也是执行群众路线方法的第三步。）
然而，上面的第二点必须正确理解！一部分群众在这个或那个地方的短期和有限的经验，不能否定全世界群众斗争的长期经验的教训。我们不是在拥抱实用主义或修正主义！不过，的确有这样一个事实，当党的原有路线和群众当前的斗争经验之间出现冲突时，党需要仔细研究情况，看看这种差异是不是仅仅由于必然会改变的暂时的条件和特殊性，或者的确是党的理论和路线中存在一些需要纠正的错误。如果一个党太容易受到暂时趋势的影响，那么它就是轻浮的、实用主义的、机会主义的和修正主义的。但是如果一个党从不根据群众的斗争和创造来纠正自己的理论和路线——即使这显然是必要和需要的——那么这个党就是无可救药的教条主义和武断者，不能从群众那里学习，也不能领导真正的革命。
虚假矛盾
我们一直在讨论真实的矛盾，这些矛盾是群众路线所要解决的。当然，也有可能误解群众路线，或者误解或否认革命的目标，而制造出虚假的矛盾，认为群众路线是试图解决这些虚假的矛盾。
例如，一个资产阶级民粹主义者在群众运动中，可能会想象出基本的矛盾是群众的“必然正确性”与无产阶级党的现有理论和路线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一个教条主义的宗派分子，可能会认为群众路线解决的主要矛盾是党的预先存在的“正确路线”与群众的无知和混乱之间的矛盾。正确的辩证法观点是，无论是在群众中，还是在无产阶级党内，都存在着正确和错误，真理和谬误的混合。而且，群众和党可以互相帮助纠正自己的弱点。
也有可能想象出一些矛盾，这些矛盾（有时或总是）使得群众路线无法被运用，至少无法成功地运用。一个这样的例子是由一个对群众路线进行评论的资产阶级评论员詹姆斯·R·汤森德提出的。他写道：
削弱了群众路线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冲突，可以通过党拒绝给人民之间的利益冲突以理论上的承认来说明。中共当然承认，人民之间可以存在“矛盾”。但是，“矛盾”，在中共的定义中，是由于不完善的认识和行为造成的；它们将在适当的讨论和教育之后，在更高的统一阶段得到解决。这种观点对于保持群众路线是必要的，因为群众路线假定所有的人最终都会“自觉和自愿地”接受和执行党的政策。然而，在实践中，利益冲突仍然存在。［6］
当然，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否认群众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我们对群众进行阶级、阶层和亚阶层的分析，就是基于这种利益冲突。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也会存在利益冲突，尽管这些利益冲突不会具有允许阶级存在的性质。也就是说，在基本的社会经济问题上，不会存在利益冲突，比如关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或者关于一些人对他人的剥削，因为剥削将被废除。然而，这里的主要观点是，我们认为我们可以成功地解决那些阻碍向共产主义社会进步的群众之间的矛盾。
这是完全正确的，这意味着一些人的狭隘的自身利益不可避免地要让位于整个群众的利益。汤森德自己提供了一个小而典型的例子。在中国建立人民公社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是在陕西的一个地方应该建立一个公社还是两个。一条河流将此地一分为二，河北边的合作社相对富裕，而河南边的合作社相对贫穷。河北边的许多农民倾向于建立两个公社，而河南边的农民倾向于建立一个公社。党领导了一场反对“特殊主义”的教育斗争，结果农民们同意建立一个公社。
当时的地方党委声称，决定建立一个大公社是“一致通过的”。汤森德指责党“根本拒绝承认，有一种情况可能出现，即真正的人民利益即使在‘耐心说服和教育’之后，也会与党的政策相抵触。”［7］
我认为汤森德在这里有一部分正确的观点；我自己也怀疑，河北边的一些富裕农民是否真的同意了当时的决定，至少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但是，这里有两个重要的观点，汤森德没有注意到。
首先，谁说在社会上做出任何改变之前，必须有“一致的赞成”呢？ ［8］在这个问题上，无疑只要涉及的大多数农民支持这个计划，而没有任何坚决的少数派可能会破坏它，就足够了。
其次，在说最终所有的群众都会同意党的路线时，我们很清楚，对于许多人来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承认这一点需要经过多年的经验，而且一些顽固分子可能永远不会同意。如果事情处理得当，最终会达到完全的团结，但这可能只是与新的一代人一起。最终，旧的阶级斗争会变得毫无意义，如果阶级或阶层本身的社会经济基础被消除的话。
事实上，说所有的人民之间的矛盾都是由于“不完善的认识”造成的，或者说单纯的教育运动就能完全解决所有这样的矛盾，是错误的。它也需要时间、经验和社会变革本身。但是，想象在使用群众路线时必须有一致的赞成，这的确是对它有一种非常资产阶级民粹主义的解释！
新事物从哪里来？
“ 无中不能生有。
———— 罗马诗人卢克莱修，公元前55年左右” ［9］
我想用两个部分来结束这一章，关于发展和变化的辩证法本身。在这一点上，我跳到了一个非常抽象的分析层次，但是随着我继续进行，我将试图把这些哲学的概括与群众路线和具有革命的群众观点的问题联系起来。
第一个问题是：新事物是如何产生的？它们是从无中产生的吗？不，它们是通过旧事物的转化而产生的，而旧事物具有不同的性质，不同的本质（在相关的方面）。因此，冰并不是从无中产生的，而是通过其他事物的转化而产生的，即液态水，在一定的条件下（低温）。同样，人类也不是突然从无中出现的，也不是从某种唯心主义的“神头”中出现的，而是我们是从早期的生命形式发展而来的，（最近一直解释）是从类人猿一样的原始人类发展而来的。而生命本身也不是最初“从无中发展而来的”（不管这是什么意思），而是通过至少中等复杂的非生命化合物的组织的转化而产生的。
有时候我们说，好像有些新的奇妙的东西突然出现了，从天而降，从无中出现，但实际上这是不真实的，当我们停下来思考和调查它的起源时，这就很清楚了。新事物，以及变化的一般，是旧事物向新事物的转化，而不是新事物从空气中神奇地创造出来的。
从这个第一个基本而相当明显的原则，我们可以推导出一些次要的原则，比如：
1.要制造新的东西，你必须从已经存在的东西开始，并找到一种方法来转化它。
2.通常会有几种不同的已有的东西，可以转化成或多或少相当的新的东西；
3.在这些情况下，其中一种已有的东西几乎总是比其他任何一种更容易转化成新的东西。（几乎总是有一个“最好的方法”来进行。）
4.因此，必须对已有的东西进行仔细的分析，看看从什么开始来构建新的东西。
5.可以最容易地转化成所需的新东西的旧东西，可能在重要的方面与新东西大不相同。它可能在我们最感兴趣的特征方面明显不足，因此一开始可能被忽视。（例如，把橡子转化成橡树比把枫树转化成橡树容易得多，即使在许多方面，枫树比小小的橡子更像成熟的橡树。）
6.由于任何新的东西都是从旧的东西衍生出来的，它仍然会包含旧东西的一些元素或方面。
7.在新东西中消除旧东西的不良剩余方面的唯一方法是通过一系列进一步的转化。期望通过一次转化就能创造出完全新的东西是不合理的。（有什么东西真的是“完全新的”吗？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本质方面或特征可能是完全新的。但总是至少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东西是不新的。因此，对于“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的观点，即使它基本上是错误的，也有一点点真理。）
让我们现在把这些次要的原则应用到社会革命中的一些问题上。例如，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必须有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这是从原则6和7立即得出的。社会主义是一系列转化把资本主义变成共产主义的整个时期。
接下来，无产阶级如何从最初和长期的对革命的需要和自己的革命作用的无意识，变成了改造社会的革命力量？通过它自己的一步一步的转化。从原则1我们必须找到帮助无产阶级转化成一个有意识的革命力量的方法。
像上面两个例子这样的东西是很基本和容易看到的（对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让我们进入一些更有争议的问题，比如革命的群众组织和革命的群众活动的发展。
革命的群众组织是如何发展的？最好的方法是通过把现有的非革命的群众组织转化成革命的群众组织。这就是在俄国发生的苏维埃（工人和农民委员会）的情况。正是列宁对这种可能性的卓越的认识，导致了无产阶级夺取权力的开始。
我们不应该想象苏维埃在1917年初创建的时候（实际上是重新创建，因为它们是在1905年首次创建的）就是革命的组织。相反，它们最初是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所谓的“社会革命党”）控制的，他们即使在沙皇被推翻后，他们的嘴里充满了革命的言辞，也没有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真正的渴望。大多数工人、农民和士兵把苏维埃视为他们自己的组织，但是作为一种存在的组织，目的是为了从工厂主、地主和军官阶层那里争取让步，代表他们的日常的、直接的利益。正是布尔什维克把苏维埃变成了真正的革命组织，通过他们不仅呼吁“工人的控制”，而且更重要的是呼吁“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以及通过他们在十月革命前夕在苏维埃中当选为领导角色。
确实，苏维埃并不是一直存在的；它们本身是通过群众的各种合作的冲动和早期的组织努力，以及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努力，而以或多或少的自发的方式转化而产生的。但我的观点是，苏维埃不可能一开始就作为革命的组织而产生。为什么不呢？因为建立一个坚实的、有意义的组织，一个个人有着牢固的忠诚的组织，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工人从一般的非革命意识到一般的革命意识的转变，可以是一个更快的过程。意识可以非常突然地改变，但是坚实的组织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建立。
因此，如果一个群众自己的坚实的组织还不存在——一个可以从抵抗和改良的组织迅速转化为革命行动的组织——在革命的机会消逝之前，通常没有时间从零开始建立这样一个组织。
当然，有些名义上的无产阶级或群众组织实际上是如此牢牢地受到资产阶级的控制或影响，以至于群众永远没有快速和容易的方法来夺取它们的控制权。我想到的是典型的美国劳工联盟，例如。任何有可能快速转化为群众的革命组织的无产阶级或群众组织，必须是民主的。群众必须能够在相对短的时间内选出新的领导人；不能有“宪法限制”过分地限制民主变革的可能性；不能有由黑手党或其他反动分子控制的“国际”总部去接管叛乱的地方组织；等等。
但是，事实仍然是，如果一个真正的革命的群众组织要在革命的情况下迅速出现，这只能合理地期望是作为以前存在的非革命的群众组织的转化的结果，这些组织尽管不是革命的，但是或多或少地受到属于它们的群众的民主控制。因此，无产阶级党有必要帮助群众今天就建立他们自己的独立的和民主的组织，即使现在这些组织只是改良主义的！当然，无产阶级党本身必须始终是真正的革命的，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并且必须始终推动革命。但是，不能期望所有的群众的进步组织都是这样。在这一点上，和其他地方一样，我们必须是辩证法的！我们必须看到帮助建立可以后来进行辩证的飞跃，进入革命意识和活动的组织的必要性。
在组织方面，也是在政治领导方面，以及群众对资产阶级及其制度的要求方面，也是如此。为了使群众成为革命的，他们必须从他们目前的非革命状态进行转变。他们必须从单纯的抵抗资本主义掠夺和改良主义的观点，转变为革命意识的状态。他们必须从改良主义的要求，向资产阶级提出革命的要求——也就是说，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满足的要求，这些要求相当于对革命的要求：在适当的情境下，像“和平、自由和面包”和“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样的要求。 我们不应该想象，一个完全新的具有革命意识的无产阶级阶级会不知从哪里出现。相反，革命的无产阶级只能作为一个转化的非革命的无产阶级而出现。
我们不应该想象，无产阶级党如果没有在群众还有一般的改良主义观点的时候就发展自己的群众领导力，就能在革命的情况下突然开始领导群众。领导力，就像组织一样，可以在适当的情况下快速转化，但是它不能一下子从无中发展出来。为了让无产阶级党领导群众从改良主义转变为革命，它必须从领导群众进行主要是改良主义的斗争开始。
无产阶级党还必须寻求把群众的改良主义要求转化为革命的要求。党必须始终提出革命的需要，即使在最反动的时期。这是共产主义的鼓动和宣传的一个恒定的因素。但是群众的领导必须以不同的方式处理；它必须随着实际的群众斗争，随着实际的发展形势而发展。
群众斗争的要求必须是群众能够接受并作为自己的要求的。通过党对群众路线的运用，我们必须从群众自己那里了解这些要求，确定哪些要求实际上会推进政治斗争，并在群众中间宣传这些要求——也就是说，以这些要求为基础领导群众。在非革命的时期，当群众自己还不是革命的时期，这些对敌人的要求将主要是改良主义的要求；否则，群众就不能接受它们并行动起来。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而不要试图欺骗自己，认为有什么不同。
但是，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随着经济危机和战争的加速发展等等），以及我们对群众的持续的革命鼓动也开始改变形势，群众对资产阶级的要求必须变得更加沉重和迫切。现在有些要求是适当的，而资产阶级根本不可能同意，这些要求相当于要求资产阶级放弃权力。一些工人会明白这一点，一些不会。这些是我将在第39章进一步讨论的“过渡性的要求”。这种情况的顶点可以不被视为对资产阶级的“要求”，而是一种公开的武装起义。围绕改良主义要求的领导，将首先发展为围绕过渡性要求的领导，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地领导革命的群众，而只有到了那时，群众才会准备好接受这样的领导。
变化的辩证法
所以，新事物是从变化和发展的旧事物中产生的。
但是，事物一般是如何变化的呢？熟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人当然知道，变化是通过质的飞跃来发生的。换句话说，辩证的观点不是认为某物逐渐而平均地从一种东西变成另一种东西，而是认为在某一点上有一个突然的转变，一个飞跃，一个革命。这不仅在人类社会中是如此，而且在自然界中也是如此，比如水在加热时变成蒸汽。但是我想强调的是，这并不是关于变化的全部故事。
（通常，在谈论变化和发展时，有必要特别强调辩证飞跃的重要性。那是因为大多数人不习惯以这种方式看待事物。但是对于我现在打算的读者，我假设变化的这个第一个基本特征已经很清楚，而且完全明显。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把重点放在变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上。）
虽然质的飞跃是变化的本质，但是也有导致这些质的飞跃的渐进发展的方面。例如，水不会在没有先被逐渐从室温加热到沸点的情况下突然变成蒸汽。现在，的确，如果你以足够细致的方式观察初步的渐进过程，你会发现它也是由许多小的飞跃组成的。在逐渐加热的水的情况下，发生在非常细微的层面上的是，当水分子与茶壶的有活力的（加热的）表面接触时（或者与其他更热的水分子接触时），水分子突然地质的飞跃地获得能量。因此，最终所有的变化似乎都是以辩证飞跃的形式发生的。但是，尽管如此，从整个过程的角度来看，一系列非常小的次要的质的飞跃呈现出渐进发展的外观。如果忽视这一点，几乎和忽视这种渐进发展必须导致质的变化，如果要在整个情况中发生任何根本的变化的话，一样糟糕。
变化是渐进发展导致的，也为突然的转变做好了准备。因此，任何有智慧的努力去引起变化，不仅必须认识到在某一点上必须有一个突然的转变或革命（尽管这是智慧的第一个要素），而且还必须认识到，必须通过一段渐进发展的时期来为这个革命准备好土壤。理性地努力引起变化，因此主要是关心促进必须在必要的突然飞跃成为可能之前不可避免地发生的渐进发展。
在政治上，有这样一种现象，即个人用他们的心和灵魂渴望社会革命，但是又太不耐烦，不愿意做准备革命的必要的实际工作。因为他们太不耐烦了，他们放弃了对变化的辩证观，完全关注于突然转变的需要，而忽视了为实现必要的基础工作所需要的努力。
这种极端的不耐烦甚至导致人们修改他们的革命理论，以适应他们的主观愿望。“赢得群众需要时间，因此也许不需要赢得群众，或者也许只需要赢得少数群众……”就这样，不耐烦的人被推离了群众，推离了群众的革命，推离了马克思主义，走向了“左”冒险主义甚至政变主义。
“组织群众需要时间，因此也许不必组织群众，也许我们可以假设当事情到了紧要关头，群众会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革命……” 这样，急不可待的人就会被推向一种无政府主义和与群众疏远的形式（即使他们仍然认识到先锋党的重要性）。参与群众的日常斗争，以提高他们的革命意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此也许没有必要，也许这只是一种伪装成革命准备的改良主义；也许群众不需要通过自己的经验来学习，也许我们不需要和他们在一起，帮助他们总结……” 这样，马克思主义就变成了一种“ 左” 倾的说教，或者一种福音主义。为革命做准备需要时间和精力，因此也许没有必要做广泛的准备，也许群众现在就差不多准备好了，也许革命随时都可能爆发……»这样，急不可待的人就会失去对客观形势的评估能力，开始与现实脱节。这导致了对革命»在这十年内»，或者»在几年内»，甚至»在几个月内»的不断预测——而这反过来又导致了当主观的预测没有实现时的沮丧。极端的不耐烦可以导致各种形式的超»左»主义，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不耐烦可以是好事也可以是坏事。如果对现在可憎的资产阶级世界的不耐烦使我们成为革命者，并让我们开始为实现革命而努力，那么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这种不耐烦失去了控制，导致我们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和唯一的革命道路，那么这就是一件非常坏的事情。我们应该不耐烦，但我们不应该让它让我们发疯。
作者注：
[1] 美国革命共产党，《群众路线》（1976年），第2页。
[2] 毛泽东，《辩证法的例子（摘编）》（1959年？），《毛泽东思想万岁》第203页。
[3] 列宁，《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1895-6年），《列宁全集》第2卷，第112页。
[4] 约翰·布赖恩·斯塔尔，《继续革命：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156页。
[5] 群众路线，无署名文章，《一潭死水对不竭的长江：中国修正主义哲学对毛泽东思想》，《革命工人》第116期，（第3卷，第14期），1981年8月7日，第21页。
[6] 詹姆斯·R·汤森，《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参与》，新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社，1969年），第201页。汤森在这句话之前声称，群众路线在大跃进期间被滥用而削弱了。
[7] 同上，第202页。
[8] 另一位对群众路线发表评论的资产阶级评论家最近声称，»延安的做法要求所有参与某一活动的人达成共识。» [大卫·H·肯特，《企业的’萌芽’：与中国国家合资》，这是一篇可能在1994年3月在剑桥圣约翰学院举行的»中国90年代的管理问题»会议上发表的论文。] 肯特在都柏林大学商学院教授商业管理。他在互联网上发布了论文的摘录。 这句话的真实性取决于’共识’的含义。有时’共识’是指»一般的同意»或»参与者的大多数人的同意»——这种情况下，这句话是正确的。但是通常’共识’是指完全的一致，这种情况下，这句话就是完全错误的。
[9] 卢克莱修，《物性论》（公元前55年左右）。其中一本版本由R. E. Latham翻译为《宇宙的本性》，（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企鹅书，1962年（1951年））。我使用的引文出现在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