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钟December 26, 2023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战线（1）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战线（2）
苏联是这样复辟资本主义的
在以前的文章里，我们曾经讲过，斯大林由于没有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所以他没有很好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正是由于这一点，苏联共产党在赫鲁晓夫复辟时几乎毫无抵抗地做了俘虏。而苏联的党内资产阶级所诞生的土壤，在斯大林时代就已经形成，而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对产生党内资产阶级没有做出很好的判断。由于党内资产阶级所诞生的土壤并没有被很好地加以限制，斯大林逝世前的苏联共产党几乎已经被正在形成中的党内资产阶级所掌握。
在曾经的文章中，我们还指出：
共产主义和机会主义之间的斗争，就是“公”与“私”的斗争。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取得政权的初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舆论方面的战争并没有停止，这不但是因为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初期，资本主义在世界上的势力依然强大，更重要的是几千年来的私有制社会所造成的私有制观念还没有被彻底根除，它仍然留在世界上，并且随时都在产生着机会主义的土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一刻，绝不意味着旷日持久的阶级斗争走向结束，恰恰意味着残酷的阶级战争——即白热化的阶级斗争——刚刚拉开序幕。
为了消灭机会主义产生的最后土壤，最后消灭私有制，无产阶级就要不断有意识地向资本主义私有制观念在思想上，舆论上，以至于经济上发动毫不妥协的战争，为争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而不折不挠地同一切资本主义要素进行战争。
在苏联，并没有很好地有意识地不断同资本主义私有制观念做思想上，舆论上，以至于经济上的斗争。
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党内资产阶级的产生，是有其经济基础的。
这一经济基础，就是经济战线上公与私的斗争。
这一斗争是在经济战线上进行的，它比思想，舆论等领域的斗争更不容易被察觉，但其影响更为巨大，斗争更加激烈。
在前文中，我们讲过，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也就是说，资本是逐利的。资本就是不断地通过吸收活的劳动，来增殖自己的死的劳动，既物化的劳动（厂房，机器，商品等）。
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上的本质区别，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全体人民的需要。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是社会性的。但是，就像上文中所讲的那样，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有商品，生产仍有二重性，劳动仍有二重性，等等。而这些就是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
我们说，利润挂帅是滋生党内资产阶级的土壤。下面，我们就来捋一捋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逻辑。
利润挂帅，就是说，企业仅仅以价值为目的而生产，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在一开始，是被作为一项政策，在苏联被颁布。这一政策在颁布伊始，人们并不觉得哪里有问题。然而，随着这一政策的不断深入，工人阶级的苦难就逐渐开始了。
苏修叛徒集团把“物质刺激”作为发展生产的主要手段。在“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的推动下，把持苏修企业领导大权的官僚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根本不关心企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而把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润作为经营企业的主要目的和最高准则。利润原则支配着他们的生产方向和数量。苏联《消息报》承认：“工厂的某些领导人不愿意考虑市场的需要，停止生产居民非常需要的产品”，“因为这些产品的赢利率低”。随着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利润不断升高，他们对工人的剥削也越来越残酷。据统计，一九七三年，苏联工业部门中的剥削率竟高达百分之二百左右，较之一九○八年沙皇俄国工业部门的剥削率高出一倍之多。
利润挂帅不仅使苏联国内经济一片混乱，还使苏联的工人阶级重新被抛入资本的循环中，资本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日益加深了。而劳动力重新沦为商品是利润挂帅这一进程必然带来的恶果。
劳动力重新沦为商品是今天苏联社会商品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重要标志。曾经是企业和农庄主人的工人和农庄庄员，重新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再度沦为雇佣奴隶，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苏联《经济问题》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七期）曾直言不讳地宣称：“劳动力在社会主义下是商品”。
利润挂帅，劳动力重新沦为商品，这一切，促成了苏联社会实际上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伴随苏联社会改变颜色的，是同工人阶级相对立的，新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形成。
党内资产阶级，之所以产生于党内，是因为在苏联，一长制的推行，使工人与干部之间的差别没有被逐步加以限制，致使社会主义的苏联逐渐形成了工人和干部两类人的差别。使这两个集团在苏联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而正因为如此，推行利润挂帅的直接后果，就是一长制下的干部，成为了指挥企业资本的人。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而推行利润挂帅的干部和沙皇时代的资本家一模一样。推行利润挂帅的干部是指挥企业资本的人，是人格化的新生资本，是新生的党内资产阶级。正如一些资本家可能是慈善家，社会主义社会中执行资本主义路线的人，并不一定从这一过程中捞到好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对无产阶级进行剥削。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他们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让无产阶级被剥削。让无产阶级江山变成资本主义地狱。
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
苏联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蜕变为官僚（党内资产阶级）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是同苏联国家性质的改变密切联系着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上台，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党员”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国家的阶级性质变了，所有制性质也就必然随着改变。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上台以后，在苏联经济领域走资本主义路线，使苏联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路线，就是一条以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为核心的修正主义路线。
早在1953年，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就作出了“扩大企业经理职权”、“扩大厂长权限”等决议。在1956年二月举行的苏修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叫嚣“必须彻底实行”“个人物质鼓励原则”。1957年，赫鲁晓夫提出要把“赢利和生产基金利用情况”规定为计划和考核企业、建设单位的重要指标。1961年，在苏修二十二大上，又进一步提出“应当提高利润和赢利的意义”，把它作为党的“纲领性要求”。1962年九月，在《真理报》上，抛出了一篇苏修御用经济学家利别尔曼的《计划·利润·奖金》的黑文，系统地鼓吹以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为核心的国营企业管理方案，并在各大报刊就这篇黑文组织讨论。经过这样一番舆论准备，1963年十一月的苏修中央全会肯定了利别尔曼的建议，决定“广泛地进行试验”。
“利别尔曼建议”的主要内容，就是以“经济手段（利润、奖金、价格、货币等）”代替“行政手段”来“刺激”企业的生产。具体措施是：根据赢利率评价企业工作，“赢利率越高，奖金就越多”；简化和“改进”企业的计划工作，国家对企业只下达“产品的产量品种和交货期限”两个指标；扩大企业使用从利润提取奖励基金的权力；规定“灵活制订新产品价格的原则和程序”，以保证利润。
“利别尔曼建议”一出笼，1962年十月，苏修国家计划委员会国民经济计划局就决定在乌克兰和列宁格勒进行试验。莫斯科市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女布尔什维克工厂和伏尔加——维亚特卡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灯塔厂，也于1964年七月一日开始试行“新的计划工作制度”。
“利别尔曼建议”是什么货色呢？说穿了，就是按照资本主义利润原则安排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一切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推行利别尔曼建议，就是按照资本主义原则来搞生产和经营，就是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使劳动者同生产资料重新分离开来，把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 勃列日涅夫一九六四年十月上台以来，在“广泛实行”“经济改革”的名义下，把赫鲁晓夫那一套复辟资本主义的措施在所谓《社会主义国营生产企业条例》中和其他一些决议中，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新经济体制”。
苏修《社会主义国营生产企业条例》规定；“有关生产经营活动的权力，由经理（主管人、主人）和按照职务分工规定的企业其他负责人员行使之。”企业经理有权确定企业的人员定额，有权“招收和解雇工作人员，对企业的工作人员采取奖励措施和进行处分”；有权确定职工的工资和奖金；有权出卖、转让或出租企业的生产资料；有权支配归企业自己支配的各种“经济刺激基金等”。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是在自由竞争过程中，经过长时期的大鱼吃小鱼，资本集中和资本积聚的产物。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同国家政权紧密结合着的，高度社会化的经济。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出现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蜕化变质所产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必然一开始就表现为高度集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此相联系的党内资产阶级，就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苏联复辟的资本主义，就是这样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就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
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积极仿效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一套办法，积极推行所谓“以经济核算为基础”的生产联合公司，以加强这伙叛徒对苏联经济的资产阶级垄断统治。
生产联合公司最初出现于 1961 年，就是乌克兰利沃夫经济行政区的前进制鞋公司和曙光皮革公司。1962 年，苏修中央十一月全会决定，逐步合并企业和建立各种生产联合组织（公司），并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地进行试验。到苏修二十四大，勃列日涅夫进一步强调“建立联合公司和联合企业的方针必须更坚决地加以贯彻——将来它们应该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经济核算单位。”1973 年 3 月 2 日，苏修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炮制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工业管理的若干措施》，要求巩固和加速发展生产联合公司。这样，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基层组织——生产联合公司，在苏修叛徒集团的推动下，很快就发展起来。苏修认为“通过让目前独立的中小企业隶属于大企业的途径来合并企业，这种做法具有迫切的意义。”在勃列日涅夫一伙的竭力鼓吹和强制下，全苏联合公司已由六十年代初的几家增加到 1974 年 10 月的一千五百多家。
苏修叛徒集团在使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同时，也改变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性质。“集体农庄”的名称虽然未变，但是，它的实质同全民所有制企业一样，也已改变了。
集体农庄是合作制的一种形式。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中明确指出，并不是任何一种合作社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列宁说：“毫无疑问，合作社在资本主义国家条件下是集体的资本主义组织。”关于合作制的性质，马克思主义者是把它同一定的国家政权和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联系起来考察的。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帮助下，社会主义性质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组织才能建立起来，并得到巩固和发展。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完全改变了苏联集体农庄的社会主义性质。他们首先是大批撤换集体农庄主席，派遣他们的爪牙挂起“知识渊博的专家”、“有才能的组织者”等等招牌篡夺了集体农庄的领导权，并通过苏修国家银行以发放贷款和财务监督等形式，加强苏修国家机器对集体农庄的控制。他们在农村中贯彻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一面鼓吹要通过“扩展商品货币关系”，彻底实行“个人物质刺激”原则，使“国家和集体农庄建立在这样的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另一面又进行不断“调整”和“改组”，把集体农庄调整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早在 1955 年 3 月 9 日，苏修叛徒集团就攻击斯大林时期的农业计划制度是“不必要的”，“官僚主义的、过分夸大的、脱离生活实际的”。规定“商品产量应为计划的出发点”，以代替原来下达的生产（包括作物品种和播种面积）计划；集体农庄只要完成向国家交售任务，就可以自行决定各种作物的播种面积，以及畜产品率和牲畜头数，“至于怎样生产这些产品是庄员们自己和农庄主席的事”。
1969 年颁行的所谓《集体农庄示范章程》则进一步规定：“集体农庄”主席有权出租或转让农庄使用的国有土地；有权支配农庄的财产和资金，直到自由买卖农业机器等生产资料；有权决定庄员的劳动报酬和奖金；有权开除庄员和雇工等等。
经过这样一系列的“调整”、“改组”，苏联农村中原来属于广大劳动农民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已落到以勃列日涅夫为总头子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手中去了。
苏修叛徒集团除了把社会主义公有制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以外，还在城乡大力扶持个体私有制：发展家庭副业，扩大宅旁园地，鼓励自由贸易等。据1960 年统计，全苏平均每户庄员生活费用的 43%要靠个人副业收入，许多地区甚至超过二分之一。
苏联的所谓集体农庄市场，早已成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它随着私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1966 年 3 月，全国有七千二百多个；到1970 年后，发展为八千多个。这种市场是指有专门地址的固定市场。至于那些遍布码头、港口、火车站等小型的被苏修称为是自发的那种市场，还不算在内。
苏修叛徒集团扶持个体私有制，其目的是使这种个体经济作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经济的补充，作为党内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种社会基础。
苏修叛徒集团把社会主义所有制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的过程，也就是苏联广大工农群众重新丧失生产资料，沦为雇佣奴隶的过程。
苏修叛徒集团通过在各企业中的代理人，运用管、卡、扣、罚等各种手段，穷凶极恶地加强对工人的剥削。他们除了以国家的名义，通过税金和上缴利润的形式剥削工人以外，还任意扩大、强化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通过高工资、高奖金和名目繁多的个人津贴，使那些官僚、厂长、经理、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等特权阶层放肆地剥削工人。
据苏修报刊透露，在实行勃列日涅夫的“新经济体制”以后，苏联国营企业中车工的月计件工资，低的五十至六十卢布，中等的七十至八十卢布。而那些经理、厂长等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用工资、奖金、补贴等合法手段攫取的，就高出工人的工资收入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用贪污盗窃等非法手段攫取的还不在其内。 苏修叛徒集团为了加强对工人的剥削，从 1969 年以来，大力鼓吹和推广谢基诺化学联合企业的“裁员试验”。这个“试验”，是苏修推行“新经济体制”的重要步骤，也是加强对工人剥削的重要措施。“裁员试验”是通过“增加工作量和扩大服务范围”等加强工人劳动强度的办法，来裁减人员。同时规定企业的工资基金总额几年不变，因裁减人员而多余下来的工资基金，留归企业由一小撮特权阶层支配。“裁员试验”的结果，不仅让少数特权阶层侵吞了极大部分多余下来的工资基金，而且使一批批工人被解雇，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形成了相对过剩人口。据苏修报刊透露，仅俄罗斯联邦二百九十二个“按谢基诺榜样工作”的企业，到 1973 年 7 月 1 日为止，就已经裁减了七万工人。连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也不得不承认，由于推行“新体制”，大量解雇工人，失业问题已成了苏联“全国范围”的问题。
残酷的剥削引起了广大工人的不满和愤怒。一位有三十年工龄的苏联老工人说：“我们这里有好多百万富翁。”“他们跟我们不仅在生活上，而且在语言上也没有什么共同的东西。”莫斯科一大学的学生说：“苏联已经成为了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高薪的人生活得比西方资本家还好，整个国家的工厂，企业都在他们手中。而普通人却生活得很贫困，甚至比沙皇时代还坏。” 1970 年，苏联普通农庄庄员每月实际得到的报酬不到六十卢布。一般农庄主席每月报酬三百多卢布，有的竟高达一千多卢布，总经济师、会计师、农艺师、机械师、畜牧师等主要专家每月报酬二百到三百卢布。农庄主席的收入比一般庄员高十几倍到二十倍。此外，农庄主席及其“智囊团”还利用“奖金”、“补贴”等名目进行剥削。乌克兰日米尔州农庄的主席，仅以所谓“行政管理费”的名目，就掠夺农庄全部劳动报酬基金的 15%到 25%。一些农庄主席住宅豪华，生活阔绰，拥有轿车和别墅，而广大庄员群众却住在简陋的木屋和矮小的土坯房里，过着贫苦的生活。
苏联广大工人、农民的苦难处境，说明了当无产阶级政权被资产阶级篡夺以后，劳动人民必然要重新陷入被剥削、被压迫的深渊，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压迫愈深，反抗愈烈，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毛主席教导我们：“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倒行逆施，到头来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受到历史的严厉惩罚。
然而，历史是残酷的，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同当年的苏联一样，劳动人民重新陷入被剥削、被压迫的深渊，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下一篇文章，我们将剖析，为什么中国会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复辟倒行是历史的偶然，机会主义是历史的潮流，共产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我们相信，资本主义复辟，在中国，不会长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