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uary 20, 2024
实践和思考可能逐渐锻造出许多艺术。——维吉尔
译者注：
1.本文翻译自美国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斯科特.哈里森（Scott.Harrion)的《群众路线与美国革命运动》的第32章。原文来自：https://www.massline.info/mlms/mlms.htm
2.本文阐述了作者对于群众路线的起源和发展的认识，并运用了历史唯物的发展观点去分析群众路线的形成与发展。
3.任何的理论都不会是一蹴而就地蹦出来，也不会是来自于某个大人物的顶层设计，它必须来自于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即是在不断地试错和总结中得出的，并会随着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而形成、发展、推翻。
群众路线的理论就像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任何其他部分或物理科学的任何理论一样，有其起源和发展历史。它并非一直存在，也并非像雅典娜从宙斯的头颅中全然诞生。
自从19世纪40年代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开始的早期革命活动以来，关于革命领导的正确和错误方法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在这十六个十年里，无产阶级斗争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也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从这些成功和失败中，无产阶级的领导者们学到了许多领导的基本原则，并且经常非常好地利用它们。然而，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无产阶级领导仍然只是一种艺术，而不是一种科学。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被隐含使用的原则已经被科学地总结出来，以至于今天无产阶级领导的艺术已经成为——虽然只是部分地——无产阶级领导的科学。在这个领域中最大的两个进步是：1）无产阶级党的组织原则的阐述，包括其结构和领导群众的角色，这主要归功于列宁，和2）群众路线理论的阐述，这主要归功于毛泽东。
在说群众路线的理论主要归功于毛泽东时，我并不希望否认列宁和毛之前的其他人有时非常成功地使用了群众路线方法；事实上，如果没有使用群众路线方法，十月革命都是不可想象的。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毛之前就提出了群众路线理论的一些方面。这篇论文中已经提到了许多这些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著作中还会发现其他方面。但是，尽管如此，毛泽东将群众路线提升到了完全意识到的理论的水平，他阐述了它，指出了它的各个方面或元素及其相互联系，这确实是他的一项伟大成就，全世界的人民都对此感激。
当然，早在马克思主义存在之前，就有一些人认识到了群众的智慧，他们也许可以被认为对类似群众路线方法有所了解。200多年前，孟德斯鸠就评论说：“为了做大事，不必超越其他人，只需与他们在一起。”[1]在此之前的一个世纪，现代实验科学的创始人伽利略，有意识地寻求从有直接经验的群众那里学习物理现象的科学解释。他在他的伟大著作《关于两种新科学的对话》（1632）中总结和编纂的力学的科学原理，他主要是从制造和试验大炮和其他武器的工匠那里学到的——正如他在书的第一句话中感激地承认的那样。伽利略还说过：“我从未遇到过一个真正无知的人以至于我无法从他那里学到哪怕一点东西。”【2】
托马斯·潘恩的《常识》
托马斯.潘恩
一个更好的例子是伟大的革命性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托马斯·潘恩和他著名的小册子《常识》（1776）。《常识》是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宣传品之一；它在为反对大不列颠的革命战争准备公众舆论中起到了核心作用。潘恩汇集了大量的论点，反对一个遥远的岛屿统治一个大陆的荒谬，反对国王的整个观念，赞成共和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但是这些论点绝不是潘恩原创的。
历史学家埃里克·福纳写道 约翰·亚当斯总是对《常识》被认为对独立运动做出了如此大的贡献感到不满。他坚称，关于那个主题的讨论，只是“我在国会反复强调了九个月的论点的一个可以接受的总结”。在某种程度上，亚当斯是对的，但他没有理解潘恩小册子的天才之处。《常识》确实表达了在殖民地中流传已久的观念——美洲与欧洲的分离，旧世界的腐败和新世界的纯真，世袭特权的荒谬和未来美国帝国的可能性。这些观念都不是潘恩原创的。真正创新的是潘恩如何将它们结合成一个全面的论点，并将它们与美国人的共同经验联系起来。[3]
潘恩从四面八方收集他的论点，这些论点和观念在少数群众中酝酿已久，他选择了这些论点中最先进、最激进的，这些论点在那种情况下最有效，并将它们结合成一个极其强大的革命路线。然后，这本小册子以当时的巨大数量传播出去——它被返回给了群众——并被他们采纳为前进的道路。福纳引用了一个对潘恩说的人的话：
你已经表达了数百万人的情感。你的作品可以恰当地比作一场洪水，席卷一切。我们曾经是盲目的，但在阅读这些启发性的文字后，我们的眼睛已经睁开了。[4]
此外，潘恩对他所做的大部分事情都非常清楚。他自己就是一个工匠，他故意以群众的风格为群众写作：
《常识》，以一种旨在吸引广大读者的风格写成，是美国政治争论和参与的爆发核心，它打破了狭窄的精英阶层的界限，影响了“所有阶层”的美国人。关于《常识》的第一件事，当代人注意到的是它的愤怒的语气——当代人认为潘恩的“大胆无礼”和“不寻常的狂热”，与以前的美国政治小册子的法律化、逻辑化的论点与其中“得体和合理”的语言相去甚远——潘恩是政治写作新风格的有意识的先驱，这种修辞旨在将政治讨论扩展到18世纪的“政治国家”的狭窄界限之外。“因为我打算让那些几乎不会读书的人理解，”他曾经写道，“所以我将避免任何文学装饰，并用像字母表一样简单的语言表达。”他假定除了圣经之外没有任何权威的知识，为他使用的少数拉丁语短语提供即时的翻译，并避免花哨的语言，以打动更有修养的读者。[5]
尽管在历史上绝不是唯一的这样的例子，但我所知道的，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托马斯·潘恩的《常识》是像群众路线这样的东西成功使用的最好的例子。但是，“像群众路线这样的东西”还不完全是群众路线。因为按照适当的定义，群众路线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集中群众的思想，所以，严格来说，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群众路线是不存在的。
《共产党宣言》
群众路线的最初使用是什么？有强有力的理由可以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过程中遵循的程序！（马克思主义靠自身的力量发展起来，就像人类的知识一般！）
毛泽东曾经反问，马克思是如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是通过在他年轻时阅读大量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吗？显然不是；他和恩格斯从非马克思主义中构建了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德尔克·J·斯特鲁克（Dirk J. Struik）在他关于《共产党宣言》诞生的书中有一段有趣的话，直接点出了我的观点：
《宣言》代表了思想史，特别是社会主义思想史的一个里程碑。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社会主义在许多不同的学派和教派中蓬勃发展，是一种混合了辉煌的洞察、充满希望的愿望、激进的呼喊和大胆行动的混合物。它是不连贯的，其过程就像一艘船被四面八方的风吹过水面，无法设定自己的方向。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做的是寻找许多理论中的健全元素，用当代最好的哲学和科学思想以及革命斗争的积累实践来检验他们的发现。他们将他们的发现整合到一个新的、有活力的社会主义世界观中。就像每一个伟大的理论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起源于对散乱的事实和教条的创造性综合，许多已经知道的，但现在被新的和更深入的洞察所照亮。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社会主义从乌托邦的领域提升到了科学的领域。【6】[{{21
斯特鲁伊克指出，这种综合基本上是在1843年到1845年之间完成的，接下来的三年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寻求进一步的自我澄清，通过政治斗争和历史经济学的研究来检验他们的观点。”然后在1848年2月，新的理论在《共产党宣言》中公开宣布。
我希望你能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遵循的程序与本书中介绍的群众路线理论之间的许多相似之处。他们收集了许多激进的和社会主义的观点，用当时最好的社会理论（即使那时只是在成为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和对历史（过去的经验）和客观情况的研究来处理这些观点，然后将浓缩和强大的结果以仍然困扰资产阶级的形式返回给群众。这无疑是一种直观的程序，但是它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因此，似乎确实是这样，群众路线作为一种彻底的，尽管仍然是隐含的和直观的程序，与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同时出现。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教条。随着教条的发展，方法也在发展。
提升群众路线到意识理论
毛泽东在延安 1943年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开始了群众路线革命领导方法的或多或少无意识的出现和使用，尽管因为它仍然是无意识的，并且留在艺术而不是科学的形式中，必须承认，它的应用通常不如可能的那样一致和彻底。
作为一种完全自觉的领导理论，群众路线只是在延安时期由毛泽东开始制定的。毛泽东本人在1948年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的群众工作，并且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一直在谈论群众路线。【7】这将使群众路线理论的起源定位在大约1936年；换句话说，就是在延安时期的开始。【8】然而，我们能够看到的关于群众路线理论的第一份详细的书面描述出现在毛泽东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6月1日；SW3:117-122)，尽管即使在那里也没有使用’群众路线’这个词。
我不知道谁最早开始使用"群众路线"这个词来指代现在以这个名字被称呼的革命领导方法。显然，这个词并不是毛泽东首创的。它被归功于包括周恩来【9】在内的其他一些人。关于"群众路线"这个名字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本章下文和第37章。
然而，在他的经典1943年的论文之前，毛泽东在许多场合都简短地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例如，在他1942年的著名演讲"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说：
革命的政治家，那些懂得革命政治科学或艺术的政治专家，只是数以百万计的政治家——群众的领导者。他们的任务是收集这些群众政治家的意见，筛选和提炼它们，然后将它们返回给群众，群众然后接受它们并将它们付诸实践。【10】
事实上，早在延安时期之前，毛泽东就在这里那里谈论了最终被称为群众路线的各个方面。甚至他在1919年写的一篇杂志文章"人民的大联合"，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就包含了一些群众路线的暗示，包括对群众智慧和力量的极大尊重，以及对团结和动员广大群众进行斗争作为实现革命胜利的唯一途径的极大赞赏。【11】
毛泽东并没有一下子就阐述出群众路线的理论。相反，对他早期著作的研究显示，早在他1943年的经典论述之前，就有许多步骤朝着这个理论的方向迈进。此外——这是大多数评论群众路线的人未能认识到的一点——即使是"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本身也没有对群众路线方法的所有方面进行完整和详尽的描述。由于即使是对群众路线表示同情的汉学家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有时会争论说"群众路线的概念……甚至被毛泽东自己定义得相当模糊"。【12】
我已经在第二章强调过，毛泽东在1943年的经典论述中并没有涉及群众路线理论的所有方面，所以我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我只是提醒读者，毛泽东发现有必要在许多后来的场合进一步阐述群众路线的理论，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是群众路线方法的第一个总结，是迄今为止的最高总结。但坦率地说，回顾近50年后，毛泽东和其他人已经澄清和详述了许多观点，那篇论文本身已经不能被认为是群众路线理论的一个很好的总结。例如，这篇论文并没有充分解释"集中"和"系统化"群众的观点是什么意思。马克思主义在此中的作用并没有被讨论（尽管毛泽东在后来的著作中已经充分明确了这一点）。还有一点必须在这里提到：群众路线的理论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总结的结果。一些资产阶级作家声称，群众路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之前，例如中国苏维埃共和国时期（1931-1934年），甚至更早【13】。这里的混淆来自于一个事实，那就是毛泽东在延安之前就使用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但是列宁和马克思在更早的时候也是这样做的。有一段时间，毛泽东也像早期的马克思主义领导者一样，或多或少地无意识地使用了群众路线的方法。但是只有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才开始科学地总结这种实践背后的理论。
与此相关的还有另一个问题：毛泽东明显将群众路线归功于列宁。我已经把毛泽东称为群众路线的创始人；但毛泽东自己经常似乎把这个荣誉归功于列宁，如下面的三个例子：
我们扩大了十月革命和列宁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并依赖群众…[14]
我们遵循列宁的群众路线和阶级斗争。[15]
我们坚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从十月革命中学习。马克思留给我们很多著作，列宁也是。依赖群众，遵循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从他们那里学到的。[16]
然而，在其他场合，毛泽东谈到"我们的群众路线"等等；他把群众路线说成是中国革命的发展。[17] 此外，中国共产党和其成员经常把群众路线归功于毛泽东。[18] 对于这个"悖论"有一个简单的解释：列宁确实使用了群众路线，并在许多场合提到了群众的创造能力和群众路线理论的其他方面，毛泽东无疑从这里以及从中国革命实践中学到了这一点。换句话说，毛泽东可能至少部分地从列宁那里"学到"了群众路线的方法。然而，是毛泽东总结了群众路线的理论，对它进行了评论和详细阐述，并成为了群众路线的主要理论家。因此，无论毛泽东说了什么，把群众路线的理论归功于他是唯一明智的。
我在上面指出，在他早期对群众路线方法的描述中，毛泽东并没有使用’群众路线’这个词本身。相反，他把它称为"把领导与群众结合起来的方法"或"把领导集团与群众联系起来的方法"。它经常被称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就像中国共产党的"关于我们党历史上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所说的那样。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群众路线’这个词才开始出现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或者至少在我们可以看到的他的选集中），尽管它从一开始就被当作一个熟悉的老词，显然已经在口头上广泛使用。自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这种方法的惯用名词一直是’群众路线’，尽管旧的名称也一直在使用，特别是在中国。当然，对于这个词’群众路线’究竟指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有各种各样的观念。例如，我认识的一些共产党人并没有把群众路线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相提并论（参见第40-41章）。
延安时期之后，毛泽东继续发展群众路线的理论。例如，他用一个非常恰当的比喻，把一个工厂处理原材料成为成品的整个过程，来阐明集中群众思想的过程。但最重要的是，他反对不断出现的右派解释，比如资产阶级民粹主义的观点，即群众路线意味着"按照群众的意愿去做一切事情"。[19] 比资产阶级民粹主义对群众路线的误解更糟糕的是，由刘少奇、邓小平等走资派提倡的邪恶的官僚、修正主义的解释。他们对群众路线的歪曲将在第37章中讨论；现在我只是指出，毛泽东发动的针对这些修正主义者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强调了群众的主动性和群众路线，这并非巧合。
反对右派对群众路线的歪曲实际上是发展群众路线理论的一种方式，是澄清群众路线真正含义的一种方式。因此，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群众路线的阐述的贡献不应该被低估，仅仅因为他在那个时候没有写出一篇长篇论文。这一点也适用于其他时间和地点，因为群众路线的理论早已不再是中国独有的关注点。随着它的传播到其他国家，也就有了必要在那些国家内部反对对它的歪曲和误解。在美国有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将在第40章中探讨，即鲍勃·阿瓦基安（Bob Avakian）和革命共产党将群众路线作为革命工具的防御。
因此，群众路线绝不是死教条。没有理由相信群众路线的理论是"完整的"，或者"澄清的"，或者"一劳永逸的"。相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活生生、不断成长的东西，这当然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较年轻的部分，如群众路线这样的领导方法的理论。只要阶级斗争还在继续，马克思主义及其所有部分都必须得到捍卫，因此必须进一步澄清，就像它需要不断地通过进一步总结革命实践来增强一样。
作者注 ：
[1] 引自阿兰·布克（Alain Bouc）的《毛泽东：他的思想指南》(纽约：圣马丁出版社（St. Martin’s）出版社，1977年)。
[2] 引自劳伦斯·J·彼得（Laurence J. Peter）的《彼得的引语》(纽约：班塔姆书社（Bantam），1979年)，第260页。
[3] 埃里克·福纳（Eric Foner），《汤姆·佩恩与革命美国》(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6年)，第79-80页。
[4] 同上，第79页。
[5] 同上，第82-3页。
[6] 德尔克·J·斯特鲁克（Dirk J. Struik），《共产党宣言的诞生》(纽约：国际出版社，1971年)，第12页。
[7] 毛泽东，《语录》，第122-3页；“在山西绥远日报编辑部的谈话” (1948年4月2日)，SW 4:241-2。
[8] 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 Schram）指出，“与’群众路线’相对应的观念和方法开始在毛泽东的作品中出现”，这发生在1927-1936年期间，“尽管这个概念只在随后的十年里被系统地阐述”。[《毛泽东的思想》(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9页。] Schram将群众路线视为"延安遗产"的一部分，甚至是核心部分。[同上，第86页。]
[9] 参见Stuart Schram，《毛泽东的思想》(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98页。
[10] 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SW 3:87。
[11] 毛泽东，《大众的大联合》(1919年7月21日)，《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 #49, 1972年1月/3月。
[12] 爱德华·汉蒙德（Edward Hammond），《马克思主义与群众路线》，现代中国（Modern China），第4卷，#1，1978年1月，第4页。
[13] 例如，Marcia R. Ristaino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她说"最早的共产主义群众路线的实践是在研究期间（即1927-1928年）在中国开始的"。[《中国的革命艺术：1927年和1928年的不满情绪的动员》(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页。] 如果Ristaino的意思是最早的对群众路线详细理论的有意识的实践，那么这是错误的，因为这直到延安时期才发生。如果Ristaino的意思是最早的无意识的，或者半意识的，群众路线的实践，那么这也是错误的，因为这在马克思和列宁之前就已经发生了。只有当Ristaino的意思是在中国最早的无意识的群众路线方法的实践，她才是正确的。但是，这几乎不是一个启示；这正是毛泽东在1948年说中国共产党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的群众工作时所指出的。 (参见上面的注释7。)
[14] 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1958年5月17日)，MMTT，第106页。
[15] 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18日)，MMTT，第121页。
[16]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SW 5:342。
[17] 参见例如，毛泽东，《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阅读笔记》，约1960年，《苏联经济学批判》(纽约：MR出版社，1977年)，第119页。
[18] 参见例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1966年8月8日)，转载于K. H. Fan编，《中国文化大革命：选定文件》(纽约：Grove出版社，1968年)，第173页；以及，田志松，《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北京周报》，#29，1972年7月21日，第11页。
[19] 毛泽东，《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1948年2月11日)，SW 4:198。
Report content on this 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