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bruary 27, 2024
编者按：1.该文章的作者利用假期时间走访中国乡村进行调查，从中作者看到了一种与大银幕上“ 家和万事兴” 截然相反的农村家庭伤痕文学。熟悉中国历史的应该有所了解，中国的“ 土改” 和“ 土革” 是当代庞大小农家庭形成的基础，而“ 改开” 则是中国小农经济在中国复苏的关键阶段。第一次土地制度的重大革新为中国人口再生产创造优势，而第二次的修正则是为中国家庭如今的逆转埋下了根。
2.家庭通常被渲染成人们精神上的港湾和物质上的靠山，而如今这种印象则被慢慢重构，传统家庭本身作为私有制的伴身物，有其历史性，必然会顺着时代而被再次塑造。
一.家庭关系
目前笔者观察到的农村家庭关系基本为3-4代组成一个小型家庭，一部分地区的小型家庭通过血缘关系为纽带组织成一个比较大但是松散的小家庭联盟。一般情况下都是20-40岁左右的壮劳力外出打工。家庭中只有还在上学或者没有劳动能力的人留守，而这些人在家庭关系里实际上是被压迫的一方——由于无法提供收入，他们的收入基本来自于壮劳力（一般是父母亲），因此他们不得不在家庭关系中成为被压迫者。以笔者访谈的一位对象（以下简称Y）为例，在上学的时候他只能依赖于家中来动力的收入来源来维持生活以及学费，作为妥协，他自己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一部分学业来维持自己一个相对压迫不那么严重的地位。Y后来前往中职学习厨师，有了劳动换取报酬的能力。
当之前处于被压迫地位家庭成员有了劳动的能力并且能够通过劳动换取报酬的时候，那么此时的压迫关系就会变得很微弱，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不过此时一般会被尽快驱逐出原来的家庭，被迫建立自己的家庭（常见的催婚）。Y目前并没有建立自己家庭的想法。
二.经济基础
目前的农村家庭关系都是小农经济基础决定的。农民一般通过耕种自己的土地获得收入来源。笔者目前不了解资本下乡的具体情况，但是从比较长期的观察以及交谈中得知资本下乡目前在当地是比较失败的，除了一部分作为特例宣传的其余基本延续着改革开放后的小农经济模式。而且由于资产阶级扩大剪刀差的需要，大量劳动力选择外出打工，成为城市无产阶级的一员。随着近期经济危机的出现，很大一部分工人阶级的工资都出现了停滞甚至下调。
笔者只找到了2022年所在省份的一部分收入，而且表中只统计了非私有企业的收入。
表中看似收入蒸蒸日上，然而笔者所在的城市私营企业占据比例高达60%，大部分人的收入实际是根本没有达到表中的平均。以Y为例，他自己承认在春节期间加班并且没有得到实际上的加班工资。Y同时还承认了自己开始工作的非常认真，却被老板在企业内评价为“最差”，与一些消极怠工的同事一起几乎只有底薪（3000块人民币）；同时Y也承认不喜欢自己的工作，希望能等公司主动开除他，自己不仅能休息，有机会还能去劳动局举报，有更多的工资到手。
三. 文革时期对家庭制度的改造
早在三大改造的时候，教员就预见到改造旧家庭的必要性。于是在城市建立了单位，农村就是合作社的形式，将家庭这一私有制的基础开始打碎。到了文革时期，在原有经济基础的情况下又对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进行了一场巨大的改造。人民公社制度得到了加强，家庭只是作为人与人之间自由结合的产物。农民和工人分别在不同的社会组织（人民公社和单位）里互相联合起来，原先的家庭私有制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社会，这个社会将原本的个人联合起来，工、农、商、学、兵在这个社会中分别发挥作用，又互相联合，保卫无产阶级的胜利果实。此时的家庭早就失去了私有制的细胞的作用，成为了仅仅是个人自由结合成的团体。
四. 如何改造今天的家庭
改革开放后，家庭作为私有制的细胞又重新活跃了起来，原先的无产阶级联合的社会已经被打散。虽然目前作为无产阶级的我们失去了一个强大的力量来改造社会，但是我们可以先从改造自己的家庭开始，把自己的家庭从一个私有制的经济联合改造成个人自由结合成的团体。教员和杨开慧从相识到结婚的经历就是最好的例子：二人没有互相给对方任何的彩礼和嫁妆，都是互相结合后一起从事工作，同时也一起参与到革命组织中，成为了同志。作为无产阶级的我们虽然不可能会让伴侣也成为一起革命的同志，但是可以互相拒绝一切形式的彩礼、嫁妆等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同时可以在互相的工作中一点点地改造思想。至少在面对地下工作时可以保证自己的安全，不会因为家庭关系遇上困难。
人民公社通过社会化抚养改造私有制的家庭关系：
家庭作为私有制的象征，它是私有制社会下最基本的生产单位，更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单位。从长远来看，无产阶级的使命是将人们从这种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中解放，改造现有的生产关系，从而构建新的社会关系，原始概念中的“家庭”也会在这种改造中慢慢地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先进的社会化抚养来完成人口再生产。
而人民公社则是人类历史上“社会化抚养”的伟大尝试，人民公社，初心是为了解决农村贫困，从根上解决农村治理问题，让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进而解决历史周期问题。而这种模式在20年来，在工业积累、水利建设、公共医疗、文化教育、集体企业、民生工程、农业现代化等方面，均取得不可忽略的巨大成就。
在医疗卫生方面。1969 年党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药品全面大降价，一次降价幅度就达 37%那时社员看病花钱很少，一般小病就是花几角钱。到 1978 年，全国有五万多个人民公社建立了卫生院，有 82% 的生产大队建立 了合作医疗站，初步形成了从县、公社到大队的三级医疗卫 生制度。为了加强农村医疗，大批城市医生下放到农村，大、 中专毕业生分配都面向农村。
当各地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均有一定经济积累后，便为后来农村发展医疗合作社提供经济基础。人民公社后10年，基本卫生医疗服务得到快速发展，在全国90%的农村建立了农村医疗合作社，有近500余万赤脚医生在服务，这大大加强了农村的卫生防疫工作，有许多寄生虫、 传染病被消灭。1977 年全国人均寿命已达 66 岁，比 1949 年 提高了 31 岁。
这种庞大而健全的公共医疗服务体系，给农民带来基本医疗保障，值得称道的是，农民医疗支出的压力很小。因为当时农村医疗合作社，建立在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基础上，通过集体资金补贴方式实现医疗合作社持续运营。农村基层卫生员“赤脚医生”，也是依附于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组织上，才得于生存发展。
毛时代的农村医疗合作社，成为世界经济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解决医疗卫生的成功样板，曾先后获得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高度赞誉。
在教育方面：人民公社初期，农村开展了大规模的全民扫盲运动，取得巨大成绩。1966至1976年间，中国乡村基础教育突飞猛进，构建了日趋完善的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形成了以小学、初中、高中为主的三级布局，覆盖全国80%以上的乡村，基本做到了“小学不出村，中学不出队，高中不出社”。
根据教育部统计：1965年中学只有18102所，在校初中学生802.97万人，在校高中生为130.82万人；1976年，普通初中学校猛增至192152所，在校学生数为5836.58万人，其中初中生4352.94万，高中生1483.64万人。
在新增长的学校中，大部分属于农村地区学校，这一切受益于毛主席对中国教育的革新，同时也得益于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在经济上支撑了农村教育事业进步。
人民公社体制，或许不尽完美，但他具有许多优越性。在集中力量做大事时，也提供各种福利保障，降低农民生活总成本，不同程度地上照顾了老、弱、孤、寡、残的社员，使得农村弱势群体得到有效保障。没有留守儿童，没有空巢老人，做到了社会化抚养。
五．对马前卒（社会化抚养）的批判
提到社会化抚养，想必会有人联想到前些年出自b站著名社论博主马前卒的“社会化抚养”一论，仔细想想，笔者还是需要将此论与上文的“社会化抚养”做出一个区分。
马前卒（原名：任冲昊）所提出的社会化抚养的社会背景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青壮年劳动力不多，新增人口少，人口结构异常；加之房价高，教育难，看病难等问题增加了当代人各方面的生活成本，使得新生人口无法得到更好的成长环境和教育资源，儿童近视率居高不下、高中生，大学生在体育方面如山体崩塌，抑郁症、自闭症、社交障碍等心理问题更加地普遍地存在于当地青少年群体中，所以“人口危机”一论那时便是甚嚣尘上。于是马前卒苦思良久的，符合中国宝宝体质的社会化抚养就出现在公共视野：
- 基本服务上，以政府服务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节约总投入
- 在参与方式上，自愿进出和强制参与结合，和刺激生育愿望，维护未成年人的基本人权，保证未来人口质量的下限。
- 数据监管，解决公立机构的工作风险的问题，让人民建立社会化抚养的信任。
- 保险托底，免除教师的担心，刺激社会化抚养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 家校联动，接触抚养压力，给亲戚更大的发育空间。
不难看出，这是一种以国家机关公信力托底让政府一碗水端平的，目的在于减少家庭教育成本、提高“人口质量”的社会福利性质的意见。
从实际上看，中国到底有没有面临着这样的“人口危机”？总所周知，如今有大量的大学生毕业生出来找工作，城乡之间的劳务流动依旧巨大，但却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失业人口，按照马前卒对于目前人口结构的看法和估计：越来越少的青壮年劳动力将会让社会因为这异常的人口结构面临严重的劳动力不足的困境，同时，社会的养老问题也会愈加困难。但如今无比戏剧化的一点却是劳动力市场还没有面临“不足”却首先出现了“过剩”，而政府的养老福利方面的支出却在劳动力依旧庞大的情况下率先出现了财政赤字，以至于在一些地方出现了老年人争取养老金的维权事件。
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马前卒会习惯地把社会发展的动力或者是说社会问题的源头归结于一种相当形而上的机械指标，它可以是工业党所追捧的抽象现代化形式，也可以是建制派大肆吹捧的城投基建，又可以是这里他所提出的“劳动力结构”以及“人口质量”。
中国的所谓“人口问题”首先不是当今“大失业”、“大裁员”、“大降薪“等阻碍劳动力再生产的罪魁祸首，其次导致这一“人口问题”的根源本质上还是目前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恶果—它是被专家教授归结于新一代的叛逆（不结婚，不买房，不生孩子）但却是和全老百姓毫无相关的罪责。
现在谁才是最在乎中国新生人口数量的那一批人？就是那些靠房地产、土地财政敛财的开发商和官僚集团。房屋作为人口再生产的“刚需”却被他们当作投机的工具，房屋被大量商品化后价格便水涨船高，首先被投入大量资金的城建行业会带动建材、家居的需求端，从而消耗掉过剩产能，接着房地产所辐射的教培、零售等行业也会被带动，从事这些行业的工作者会首先因为房地产的暴利而被获得更多的薪水和发展机遇，超发的通货也会因为这些人的消费而广泛流通从而造成全社会的通胀。
这就像是一种对未来疯狂透支债务的行为，这些债务被转移到了广大劳动人民。等到新生一代面临着天价的房价等一系列过高的生活成本时便会望而却步，慢慢地便放弃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的打算，房屋便会慢慢地不再是刚需，被城建所带动的产业会因为房地产的衰落而没落，地方政府也会大量减少财政的来源。
因此，与其说中国面临着“人口危机”，倒不如说中国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土地财政危机，倒不如说是资产阶级集团面临的利益危机。
从上文的论述我们可以明白，马前卒着眼解决的“人口危机”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所面临的利益危机，只不过马前卒之流把广大老百姓绑架过来，再粉饰一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戏码，让广大老百姓为达官显贵的利益着想罢了。
所以显然，马前卒的社会化抚养就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而不是广大人民利益上的“谏策”。为了细致地辨别这种冠之以福利之名谎言，我们还需要再做详细讨论
首先，笔者需要在此提及两个概念，一个是“工资”，另一个是“福利”，但是都是需要再加一个定语:“资本主义”。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资是维持一个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标准，这个标准足够填补一个劳动力获取生活资料的成本、用于教育和技能培养的成本、以及抚养下一代并支撑下一代生活资料供给与教育培养的成本。
对于一个从事普通体力劳动力的工人而言，他原本成长所需的再生产成本低—吃住所需也许就是廉价的出租屋和白面淡汤，教育方面不少是读了初中就出来打工，而在于生儿育女方面的需求更不必多谈；而如果是在办公室里白领则有些不一样—从小到大的吃住质量必须得足够支撑他受长久教育的需求，教育方面付出的资金从小学到大学再到额外技能培训都是天文数字，同时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因此不得以背负起巨大的债务勒紧肚子过日子，这种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劳动力在培养上需要花费的时间、精力、财力会比一般的体力工人高出许多，从一般市场的逻辑看，这些“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也会更大，从而促使巨大的脑体力劳动差距。
而资本主义下的福利则是国家机器将一个家庭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与压力以税收—再分配的方式平摊到整个社会中。当代社会福利从一方面来看是阶级斗争的成果，另一方面看却是让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助推。
工资、福利，在当下是维持劳动力（人口）再生产的必要。可是如今劳动者必然面对巨大的生活压力和日渐入不敷出的窘境，被征收的间接税款会因为消费降级等经济下行的现象而日益走低。就算上位者都是青天大老爷，就算纳税人的钱没有被贪取一分一毫，政府财政能支撑起来的社会化福利都会相当薄弱，捉襟见肘。
因而，在这种条件下，社会事业会不可避免地求助于市场而做出商业化的选择，于是就有了现在各种各样“助学贷款”、“商业慈善”等等最终会将服务于资本增值的形式工程。
如此状况下推出的“社会化抚养”，能不办成临沂网戒中心之流的网瘾学校，都是各位祖坟冒青烟了。
第三.社会化抚养的目的：优化人口结构，提升人口质量
上文提到，马前卒会把社会的兴衰与一个国家人口状况挂钩，而对当前人口结构上的问题，则会从当下原子化的家庭单位去着手。
“………00后出生的一代人往往是独生子，但是他们的父辈往往都会有很多的兄弟姐妹，待到00后长大之时，他们只能一个人去承担家庭的养老问题………”
类似的话想必很多人都听过，有着这类主张的人通常会把这个问题延伸至全社会，于是有了一种极端的猜想“假设几十年后，青壮年劳动力只有3亿，而他们却要承担比他们数量高出几倍的老人的养老成本”。
把社会福利问题当作简单的人口问题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在如今的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哪怕债台高筑却依旧维持着国内的福利水平，去维持本国的生产关系再生产，去调和阶级矛盾让他们原本的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可持续性发展；而另一些国家，压榨了百姓的油水，却把大量的外汇用于对外扩张，海外援助等工程，对内不会做出一点民生改善。
所以，社会化抚养不是一个人口问题，而是一个很典型的“钱往哪里花”的问题，是社会财富分配的问题，更是阶级斗争的问题。社会化抚养本身是没有问题的，真正的重点是其中体现的意识形态和它所服务的阶级利益，如果社会化抚养是以“优化人口结构，提高人口质量”为目的，毫不留情地讲这就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劳动力再生产计划，马前卒之流总是拿出马尔萨斯人口论作为背书，将社会资源分配围绕抽象的“人口”问题去讨论，从而掩盖背后真正的阶级矛盾。
往长远的讲，人类生产力会在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放到更高级的阶段，在如此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哪怕社会上只有1亿的青壮年劳动力也可以养活比他们多出几十倍的人口。
随着“改革开放”让资本主义制度在这片土地上重建，传统的小农家庭也不断受到改造。“ 分田单干” 之后农民虽然至少有一片土地作为生产资料，但是这并不能在当今的社会下给他带来足够的生活保障，广大农民不得不进城务工从事低端的劳动力，又在艰辛的同时期望着“攒点钱做小生意”回到小生产者那种无拘无束的生活。这往往事与愿违，这种生存方式让大部分农民工一年到头都没有机会陪伴亲人，原本枝繁叶茂的亲缘关系网络也会因此被打散，慢慢原子化。这种事情正不断地发生在我们周围——逢年过节在外漂泊的游子不愿意回家；回家的人还能做热屁股就乘着车连夜回到城市的出租屋；家庭成员往往很容易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而爆发挤压已久的矛盾。但是从另一方面讲，传统（农村）家庭的解构往往意味着小生产者模式越来越无法适应于当今的社会，而另一种集体化的社会化生产则会成为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