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t.me/knellofcapitalismSeptember 18, 2023
按照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毛主席为首的共产主义者在看到苏联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反思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原因后，发动的一场大革命。
现代中国的修正主义者和官僚资产阶级虽然竭尽全力地抹杀文革、淡忘文革、抵毁文革，但无数的年轻人在看到现代工人的苦难的时候并思考为什么工人会在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遭受苦难时，有一部分先进分子会看到文革的遗产，会从理论和实践上支持继续革命的思想，并在下一次革命中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真理，在党内资产阶级复辟时期，被党内资产阶级所颠倒，现在，是时候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回来了！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我们将分为两个部分来阐述：以政权为依据来划分的斗争史，和以经济与思想发展为依据来划分的思想经济史。
我们就先来谈谈文革的斗争史。
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的起源，应当追溯到一九六三年的京剧革命。毛主席说：“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以政权为依据来划分，我们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风暴的前奏
从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以前。主要表现为京剧革命。
舆论的准备
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至一九六六年五月“五一六通知”发表，主要表现为中央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与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斗争，在广大群众中，以姚文元同志的文章为开始，进行了广泛的思想舆论准备。
伟大的转折
从一九六六年“五一六通知”和六月一日毛主席采取伟大的战略措施，到六六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主要是广泛的群众运动勃兴和刘邓抛出镇压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才基本解决了文化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依靠群众，斗私批修
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到年底，主要是通过群众性的彻底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通过红卫兵运动和革命大串联，把全国最广大的革命群众最大限度地发动起来了，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全面夺权准备了队伍。
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派的权
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到四月《人民日报》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以前，集中体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国党政财文大权。第六，巩固夺权。从一九六七年四月起，无产阶级革命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展开了对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从而初步巩固了政权。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告诉我们，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的罪孽、疏忽和背叛，而是整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产物。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由来和发展，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单纯的“罢官革命”并不能彻底铲除修正主义的根源。只有发动亿万群众形成最伟大的历史潮流，才能在最大的广度和最大的深度上把资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以及几千年来居于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私有观念彻底根除。
毛主席准确地深刻地洞察了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全部颠覆阴谋，决心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动员亿万群众起来直捣资产阶级司令部，夺回一切被他们篡夺了去的党权、政权和军权，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而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在当时，就表现了文艺战线上。
批判《海瑞罢官》，就成为了当务之急。
为了搞清为什么要批判《海瑞罢官》，我们先从《海瑞罢官》讲的是什么说起：
在这部戏中，作者吴晗将海瑞描绘成一个青天大老爷。
安排这位青天大老爷的出场，就用了九场戏中整整三场戏。第一、二两场戏，海瑞都没有出场，剧本不惜笔墨地大写徐府即曾经斗倒严嵩、当过首相、退休在家的徐阶一家，如何霸占农民土地、强抢民女、贿赂官府打死贫苦农民赵玉山，正当在公堂上农民洪阿兰“满腔悲愤唤苍天”之际，一纸紧急公文带来海瑞将作应天十府巡抚的命令，得意忘形的官吏们如闻晴天霹雳，惊呼“这便如何是好！”连“衙役”都大叫“海青天要来了，这可不得了！”第三场戏海瑞穿便服上场了，作者安排他当面倾听“心如油煎”的“众乡民”如何用最敬仰的词句，倾吐对海青天的百般盼望，歌颂他是“公正为官”、“明断公案”、“口碑颂满”、“美政多端”……
虽然封建社会“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无钱莫进来”，但呼冤的农民一致相信“海青天”这个官是一个例外，“海青天一定能替我们作主！”这种烘云托月的手法，是为了使观众强烈感到只有海瑞才能解救农民的痛苦。它说明了《海瑞罢官》并不是如作者所说的是写什么“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而是千方百计地为我们今天的观众塑造一个决定农民命运的英雄。
戏剧冲突围绕着“退田”展开。虽然吴晗同志在序言中自称剧本“改以除霸为主题”，但实际上冤狱是从占田开始，“除霸”、“平冤狱”的行动也是围绕着“退田”进行。“退田”被写成是“帮助穷农民办法的一种”，作为戏剧冲突最高潮的“罢官”，就是罢在“退田”这件事上。剧本通过“乡民甲”的口特别说明：“我等都是徐家佃户”；要观众记住：戏里写的是贫苦农民同徐阶等乡官、贫官之间的斗争，而海瑞是完全站在徐家佃户一边的。“海青天”果然不负众望，一上任就“为民作主”，他不但咒骂“高放债强占田真真市侩”，鼓动农民去“告状”，而且在公堂上颇有民主风度地征求告状的“父老们”的意见。农民要求退还被徐家和“各家乡官”所占土地，要求“大老爷作主”，于是海瑞一道号令，“发出榜文，限令各家乡官，十日内把一应霸占良民田产，如数归还”。“退田”之后，尖锐的阶级矛盾忽然都不起作用了，“众乡民”向海瑞叩头道：“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作者要贫农们“感恩戴德，……朝夕礼拜”，欣喜鼓舞，齐声“同唱”对清官的赞歌：“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剧本告诉人们：尽管封建制度原封未动，地主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依然存在，只要照海瑞的办法去做，农民的“土地”、“衣饭”就统统可以解决，“一片好光景”就在“眼前”了！
字里行间分明，青天老爷为百姓奔波！
塑造青天老爷的形象，这是官僚资产阶级的惯用手段，他们害怕发动群众，他们要保护自己的权利，为了这个目的，为了愚弄群众，他们塑造出一个又一个青天老爷，仿佛人民只能期望青天老爷去为他们做主，而自己不能为自己做主。
然而，总有人要做孙悟空，金猴奋起千均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姚文元这个年轻人就做了这个孙悟空。而他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成为了孙悟空手中的千均棒。
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姚文元指出：
在《海瑞罢官》的作者看来，阶级斗争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清官”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不需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只要等待有某一个“清官”大老爷的恩赐就立刻能得到“好日子”。这样，戏中就把作为地主阶级专政工具的“清官”和法律、法庭，统统美化成了离开地主阶级专政而独立存在的超阶级的东西，宣扬了被压迫人民不需要革命，不需要经过任何严重斗争，不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只要向“清官”卑躬屈膝地叩头，实行封建皇朝的“王法”，就能把贪官污吏一扫而光，就能求来“好光景”。
这是党内资产阶级为其复辟活动做的思想准备，党内资产阶级，希望成为新的剥削阶级，他们通过塑造青天大老爷来愚弄群众，从而为他们的复辟目的铺路。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旧北京市委彭真，“阎王”陆定一一伙死死控制北京各报刊，不许转载姚的文章。彭真在他家里召集周扬、许立群、吴冷西、邓拓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开会，大骂江青等同志在上海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为什么不打招呼”，“党性到那里去了”。
中南地区，在“南霸天”陶铸的控制下，也迟迟不转载姚的文章。
因北京等地报刊不转载姚的文章，毛主席英明指出：出小册子。二十四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新华书店征求订购数字。北京新华书店奉命不表态，直到二十九日，才被迫同意。最后，北京仍然不给发行。
在周总理的督促下，彭真被迫在人大会堂西大厅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同志文章的问题。会上，彭真一面不得不让北京各报转载姚的文章。
就算如此，在1965年11月29日，《解放军报》转载姚的文章。编者按语一针见血地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
《北京日报》也转载姚文。但是，《北京日报》仍由党内修正主义分子掌握，编者按语别有用心地强调对《海瑞罢官》这出戏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煽动牛鬼蛇神攻击姚文元等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个按语是由彭真口授并亲自发稿的。
可以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远不像现行复辟政府所言，一下子烧起来了。
垂死的官僚资产阶级仍要挣扎，他们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权力。在后面，我们会看到，党内资产阶级是如何对革命派实行反动的反击的。可以说，现行复辟政府所说的文革中的乱象，就是由这群党内资产阶级的上一代人一手炮制的。
那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是怎么用歪理邪说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彭真同志召集五人小组扩大会议。会议上出现了两派声音。一派是以彭真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包庇吴晗，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路线。另一条是以康生为代表的革命派，他们与修正主义分子针锋相对。
会后，彭真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分子写出了二月提纲。在提纲里，彭真回避问题，同姚文元和毛主席的意见相对立。
彭真一伙向全党公布了这个文件，打击左派出版的作品，却包庇吴晗一伙的反动作品。
1966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三十日，毛主席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同志谈话。
毛主席指出：所谓的“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毛主席说：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毛主席指出，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主席又说：“我向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毛主席这个意味深长的发问实在令人深思、猛醒。毛主席还指出：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严厉地批评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指出：如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在这之后，彭真一伙伪装自己接受错误，俨然作为一个左派出现。但他们背地里搞阴谋诡计，反对毛主席为首的革命派的路线。
1966年5月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彭罗陆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1966年5月7日，毛主席看了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同志的信，即“五七”指示，号召工、农、兵、学、商和党的机关都要成为革命化的大学校，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通知》批判了《二月提纲》的反动实质，宣布撤销所谓“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设新的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这个小组由陈伯达同志任组长，康生同志任顾问，江青同志任第一副组长。
《通知》告诫全党：“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五•一六通知》，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件。……这个文件，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粉碎了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这个文件，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
炮打司令部
《五一六通知》在党内传达。它向全党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革命的道路。极大地武装了无产阶级革命派。
1966年5月25日，在五一六《通知》的光辉指引下，中央文革、康生等同志的直接关怀下，北京大学革命左派多年积聚起来的对陆平黑帮的阶级仇恨迸发了。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位同志贴出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它打破了“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在“三家村”的顽固堡垒里燃起了一把革命烈火。揭穿了宋硕、陆平、彭佩云黑帮，把斗争矛头明确地、尖锐地、毫不含糊地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路的当派。
五二五大字报是五一六《通知》的光辉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五二五大字报使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惊慌失措，陆平黑帮开动全部反革命机器，猖狂反扑。晚上，新市委文教书记郭影秋（原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召集大专校党委书记开会，污蔑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影响很不好”，宣称“党员不要贴大字报，作为一条纪律。群众要贴可以劝阻。”深夜十二时许，刘少奇邓小平指派李××同志和刘、邓的黑干将张彦（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匆忙赶到北大，先和黑帮分子陆平、蒋南翔密谋后，向党员和团员干部作了讲话，挥舞“党纪国法”“内外有别”的大棒，批评大字报泄露了党的机密。并给陆平打气，要把“运动领导好”。这个讲话影响极坏，在群众中引起了混乱。一场反革命的围攻开始了。
学府前线，领导指示封锁首张宣言。
但是，这张大字报迅速被中央的革命派所肯定。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社论指出：“一场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已在我国兴起！”。
毛主席从杭州打电话给康生等同志，下令向全国、全世界广播了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以最高的热情支持这张大字报，并把它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字报。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全面进攻的战斗号令。广播一响，北京“炸”了，全国“炸”了，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六月风暴席卷全国。
横扫一切，批判风暴席卷了翰林院。
晚上八点钟广播大字报之后，为了挽回局面，保护党内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刘、邓的黑手就伸进了北大，张承先工作组先头部队急急忙忙地开进了烈火熊熊的校园。激烈的阶级斗争，殊死的夺权斗争把历史推向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全国各地和北京各单位革命群众纷纷声援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北大及其他高等院校的革命师生一马当先，贴出了一大批革命大字报，排炮猛轰党内走资派。
但是，党内资产阶级不会自己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必然要做一番垂死挣扎。
向各个学校派出工作组，就是党内资产阶级的挣扎之一。
1966年6月3日，北京市委派出以张承先为头子的工作组到北大“领导”文化大革命。在这之后，在党内资产阶级的授意下，各个学校都派出了工作组。
其实，所谓工作组，无非是代表党内资产阶级利益的，进入学校压迫革命师生的还乡团。
党内资产阶级老爷们的还乡团工作组一到，便开始镇压革命师生。50天的白色恐怖开始了。
这是腥风血雨的50天，是党内资产阶级向革命派师生进行反攻的50天。
党内资产阶级不愿意承认这50天的白色恐怖。甚至在现在的教材中，这50天的白色恐怖完全归罪于一个毫不具体的文化大革命。
在这50天里，党内资产阶级老爷们实行了一条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政策。他们发动群众斗群众，疯狂打击批斗露头的左派。将敢于反对党内官僚资产阶级的人都打成右派，然后对他们进行无休止的批斗。
而这一切的幕后指使者，正是党内资产阶级，即刘少奇邓小平一伙。
在他们给湖北省委的指示中明确的写着：要引蛇出洞，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随时可能有覆灭的危险。
这时的毛主席正在南巡视察。他在南方各地调集力量，为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做好准备。在武汉，他又一次中流击水。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的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碰了它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一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
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看到革命的群众被工作组残暴镇压的景象，悲愤地说：
“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这是方向性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得稀巴烂！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
7月28日，在革命群众的造反活动和毛主席的支持下，工作组退出了历史舞台。
7月29日，新市委在人大会堂召开所谓“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大会宣读了关于北京市委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撤了新市委文教书记郭影秋的职、罢了张承先、孙友渔和周杰的官。大会快结束时，毛主席接见了全体代表，会场群情激昂，掌声雷动，“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经久不息。这是毛主席第一次和革命小将见面。最后，总理亲自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同一天，北航附中部分人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错误对联。并展开对对联的辩论。这张对联是在党内资产阶级的授意下炮制的，它反映了党内资产阶级的丑陋嘴脸。
高干子弟不过封建主义，窃取了红色江山再度蹁蹁起。
1966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首都高等院校的部分代表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历时十二天，经过了一场极其严重极其激烈的阶级斗争，于八月十二日胜利闭幕。
毛泽东在会议上激烈地批判了工作组。当刘少奇说“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讽刺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插话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这时，毛泽东已经不准备再留情面，他把矛盾公开化了。5日，毛泽东在会上散发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这张大字报，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实质，揭开了党内长期存在的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阶级斗争的盖子，使全党全国人民进一步明白了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和主要任务。《炮打司令部》是毛主席发出的战斗号召，极大地鼓舞了无产阶级革命派。从此，彻底捣毁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群众运动变得更加汹涌澎湃。”
8月6日，林彪回京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实际上是出于中央可能出现动荡，需要军队来稳定的考虑。同日，在党内已严重分裂的情况下，陈云致信毛泽东，表示“完全拥护毛主席和中央采取的方针。”8月8日，新华社、《人民日报》发表陈伯达起草，毛泽东审阅，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系统阐释了文革的理论和政策。
“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在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后，刘少奇已经在中央失去了权力，而毛主席为首的革命派在中央站稳了脚跟。
党八届十一中全会揭开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宣告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夺取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领导权，使运动向着更深入，更广阔，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但是，要把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摧毁，要把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砸烂，非有一个极广泛极深刻的群众运动不可。在十一中全会的闭幕式上，毛主席就告诫我们：“决不要以为决定写上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会实行，总有—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运动的发展，完全证实了他老人家的英明预见。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告诉我们，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的罪孽、疏忽和背叛，而是整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产物。
旧市委走了，但是修正主义没有走，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没有走。
新市委来了，但是文化革命没有来，冲破历史周期的风雷没有来。
工作组从前门出去，北京新市委派出的联络员、观察员、巡视员、顾问就从后门进来，控制运动，王任重一手就操纵了北大、清华、北大附中、清华附中四个学校，并勾结刘志坚，从军队调来大量的联络员派往这些学校。
刘邓靠边站了，陶铸，王任重破门而出，充当了黑司令部的台前人物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的代表。他们打着中央文革“顾问”“副组长”的招牌，耍弄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忽而从右的方面，忽而又从极“左”方面或同时从两个方面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陶铸、王任重和新市委利用群众“多数”还受反动路线蒙蔽的所谓“有利时机”，限令各校三天之内选出文革，他们违背巴黎公社原则，不顾少数派的反对，暗中操纵，预先指定，成立了御用的“文革筹委会”，“文革小组”等等，夺取了各学校、机关单位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权。
他们指使这些文革会“立即转入斗黑帮”，以所谓的“斗批改”来压制少数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们应该看到，这里的所谓黑帮，正是批判党内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革命小将。
这些文革会继承了工作组的衣钵，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原来受压制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小将并未得到解放，依然被文革会的老爷们视为“痞子”。而原来被工作组利用、欺骗的群众也没有受到应有的教育，有的还当上了各级文革的头头，在干部问题上他们继续执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刘邓路线。
各大专院校还刮起了大办劳改队的歪风。两条路线斗争进入了新阶段，北京的运动进入最本质、最富有生气的关头，杀开了新回合。在对待工作组问题上，一个要革，一个要保，两派斗争激烈发展。各派政治势力各以自己本来的面目登台表演。
1966年八月上旬，受到党内资产阶级老爷们的影响，文革中的革命派占据下风，而官僚老爷们为后台的保守派欺骗了大多数群众，让他们的观点占了上风。
文化大革命危在旦夕。
在这关键的时刻，毛主席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决定，为了鼓励革命派，在1966年8月18日，他亲自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首都革命师生，在天安门上，林彪代表革命派号召说：“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革命派得到支持，保守派一片惊慌。
为了搞乱文化大革命，保守派开始转移矛盾。
而他们转移矛盾的方法，正是打砸抢。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的同一天，红卫兵走上街头，将革命从学校中解放出来，将革命带向了广阔的社会。“破四旧”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然而，不只有革命派走上了街头，保守派也走上了街头。
保守派又开始将革命引入歧途了。
在保守派恶意引导下，破四旧最终演变为大范围破坏文物古迹，打人抄家的极端事件，八月下旬，意识形态斗争迅速失控变为暴力行动。
——比如，8月24日清华大学红卫兵（保守派）领袖，刘少奇之女刘涛与贺龙之子贺鹏飞，组织北京12个学校的保守派企图占领清华大学，镇压校内革命派。贺鹏飞在校内指责对刘少奇的批判是：“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下午，保守派组织手持皮带棍棒冲进清华大学，包围大字报区殴打学生，撕毁揭发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大字报，拆毁清华园牌坊，并进行一周的校内游行示威。当晚北大、北航也发生类似事件。文革中第一次对刘少奇的批判，就这样在保守派们的拳脚棍棒下被镇压。再比如，8月26日，农大附中召开大会，保守派暴徒将一百三十一个无辜的革命派学生拉出会场，残施毒打，残酷虐待，无所不用其极！有的学生衣服被打碎，有的脊骨被打断，有的眼睛被弄瞎，有的被打的皮开肉烂血流如注……
除此之外，全国范围内保守派红卫兵还制造了西安816事件，桂林819事件，青岛825事件，重庆828事件，福州829事件，杭州831事件，上海92事件，贵阳95事件等等。全国红卫兵运动陷入极端混乱，整个运动优势开始倒向拥有众多官僚扶持保护的保守派阵营……
现行的历史教科书将这些罪行归究于造反派。然而，历史是不容修改的，革命派留下来的遗产——他们留下的文献向我们展现了真实的历史。
1966年的八月是在斗争中度过的，造反派在同保守（皇）派的斗争中，一次又一次地被打击。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革命造反派虽然被一次又一次地打击，但他们没有向保皇派妥协。迎接他们的，是更加广阔的斗争。
1966年九月六日，北京的革命造反派成立了属于革命造反派的指挥中心，“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它在自己的宣言中，写道：“目前在革命队伍中，存在着两条路线的分歧和斗争，作为触及人们灵魂的一场大革命，这是运动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结果，其实质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是关系到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不要革命，敢不敢造反，能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问题。对于这场斗争不能有丝毫的调和和折衷，我们要团结，而真正的团结，只能在斗争中求得，在毛泽东思想原则一致的基础上求得。”将斗争的矛头正确地对准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官僚资产阶级。
九月，全同各地的革命派串联抵达北京，大大地壮大了北京革命派的力量，保皇派的打砸抢也使人民渐渐看出了他们的真面目，这一切为即将到来的同党内资产阶级的决战做好了准备。
十月，革命造反派已经取得了优势，全面反攻的时机成熟了。
官僚老爷—–党内的资产阶级并没有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为了破坏文化大革命，保护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变本加厉地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流血事件，转移斗争大方向。
他们炮制伪文革，组织或操纵一些保守组织，推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他们搬出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血统论，来搅乱阶级阵线；他们到处宣扬“秋后算账论”，继续压制革命派；他们反对革命大串联，冷冷清清地开展所谓“斗批改”……
现在，当他们的这些阴谋遭到失败时，就跳到极“左”的方面，煽起一股“怀疑一切”的反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尖锐。
在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战略决战中，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胜利召开了。
这次大会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继续，它巩固和发展了十一中全会的成果，毛主席为首的革命派在会上向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猛烈开火，毛主席在会上讲道：
“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
“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都出身好吗？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
刘邓的一贯假革命、反革命面目被彻底揭露出来，刘邓路线总溃败！
1966年11月6日，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文件中指出：“根据各地最近的情况，中央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各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的档案材料，都应该宣布无效，全部清出，一律当众焚毁。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更集中地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抓住大是大非，从思想上政治上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促进广大人民群众革命团结，防止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依，互相对立。”这一文件打消了群众参与文革的顾虑，将文革推向了更广阔的社会。
1966年十一月八日，聂元梓等十一人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贴出《邓小平是党内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革命大字报。
1966年十一月上旬，局势对革命造反派越来越有利，保守派逐渐失了民心，它的内部也开始分崩离析。
敌人面临死亡，于是他们就以十倍的疯狂，百倍增长的仇恨，刮起一股“十一月”黑风，炮打中央文革，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革命派。
11月8日下午林学院反革命分子李洪山伙同清华、机院、邮电、京工等校一小撮亡命之徒在“林院红卫兵敢死队”召开黑会，成立反动的地下组织——“一司联络站”。是日晚，在清华大学工学厂出现反动大标语：“刘少奇万岁！”。
11月19日，王府井大街出现反动大字报“对谭力夫讲话还要一分为二”，矛头直指中央文革。
首都三司是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十一月黑风上反毛主席、林副主席和毛主席的最高参谋部——中央文革，同时下反首都三司。部分所谓高干子弟，此时成立“四野”，扬言要踏平“三司”。
11月8日晚上北京外语学校、101中、人大附中等100多名所谓“老红卫兵”手持匕首，气势汹汹，喊着“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半夜三更闯入第三司令部，大肆进行打砸抢。什么西纠，东纠、海纠以及那些牛鬼蛇神、社会渣滓、都紧集到一起，东夺西抢，贴标语，发传单，造谣言，放暗箭，短短二十天时间，抢砸第三司令部连续发生四次。反首都三司的妖风很快蔓延到全国各地，十一月中，下旬重庆、长沙等地，三司联络站及工作人员连续被围攻，毒打、砸抄。
11月15日，由北京第一机床厂一些人串联工交系统一百多个单位，成立了号称三十万人的“捍卫团”。工贼时传祥当上了“捍卫团”的头头。“捍卫团”受一小撮走资派的操纵，死保刘、邓黑司令部，把矛头指向工交系统革命造反派，指向三司。同一天，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五十多个同学去北京一机床厂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一革命行动遭到了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厂筹委会的无理拒绝，将机院的同学拒于门外。“东方红”战士采取革命行动，翻墙而入，这下大大触怒了筹委会的头头，他们在寒冷的夜晚，煽动本厂和外厂的“捍卫团”成员，对机院“东方红”战士进行了长达十四小时的围攻，并调来首都二司的纠察队和西纠之类，对“东方红”战士采取暴行，蛮横殴打，竭力挑动工人斗学生，学生斗学生。
中央文革坚决支持革命师生的革命要求，11月18日，陈伯达同志到一机床厂指出：“学生以后来你们应欢迎他们。”“应开大门让他们进来。”在广大革命工人的支持下，经过艰苦斗争，机院“东方红”的战士终于冲破了一机床厂一小撮人的刁难和阻挠，胜利进厂。十一月下旬，机院一百多名同学和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的战友们陆续下厂，他们深入车间劳动、调查，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支持工厂里的革命造反派，同厂筹委会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十一月十八日，由陈伯达提出，经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批准，北京市委转发《重要通告》。通告说：“任何厂矿，学校、机关和其他单位不准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反国家的法律和党的纪律的。如果有人在幕前和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从今天起，如果犯以上罪要立即处理。”外地自十八日后也陆续发布这一《重要通告》。
十一月十九日，中央文革陈伯达等同志前往北京六中“劳改所”（西纠私设）查看。“劳改所”实际上是一个地下法西斯集中营，他们私自关押，审讯，拷打革命师生，不少人被打得骨折、残废、脑震荡，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王光华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王光华同学是六中高三（1）班学生，他无限忠于毛主席，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只因坚决反对反动血统论，被西纠暴徒抓进“劳改所”，毒打致死。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欠下的一笔血债。伯达同志严厉指出：“无论对什么人，都不能这样搞”。并命令西纠立即解散“劳改所”。
陈伯达在亲自视察后下令解散北京六中劳改所。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党内走资派于垂死之际，要疯狂的挣扎和反扑，他们孤注一掷，在残酷地镇压革命群众的同时，把莫须有的罪名加在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文革小组头上，企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11月27日，“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成立，并于12月5日发表《成立宣言》，他们扬言，“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并宣布“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
1966年十二月十四日，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与三司、北航“红旗”等单位代表座谈。会上康生同志作了如下插话：
“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严厉镇压，这是最大的民主”
“大民主是广大人民的民主，对反革命分子要实行专政。一言堂，只有革命人民的自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大民主，大民主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
江青同志说：“别忘了咱们是无产阶级专政。”
这时，公安部由革命派谢富治掌握，在接下的日子里，它将对反革命分子进行专政。
十二月中旬，支持革命派的公安部将高干子弟的代表，保守派头子谭力夫等人逮捕。
1966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战士和革命师生汇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誓师大会，揭露了刘邓反动路线的滔天罪行，并强烈要求王光美、王任重、薄一波等人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
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党内资产阶级的头子，他们的黑司令部。
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以党内资产阶级为后台的高干子弟保皇派也是如此。
由于斗争的矛头已经明确地指向了高干子弟的后台—-党内资产阶级。高干子弟不再掩饰，他们原形毕露，将炮口对准了以毛主席为首的革命派。
1966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了一个所谓《破私立公誓师大会》，会上一小撮混蛋在党内资产阶级的指使下，疯狂叫嚣，高喊“坚决打倒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军、革干子弟的行为”，“坚决打倒镇压中学运动的刽子手三司”、“沉默就是死亡，战斗就是生存”等反动口号，当晚一小撮高干子弟去地院“东方红”总部和其他院校无理取闹。
他们之所以打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旗号，喊出打倒中央文革的口号，仅仅是因为他们惧惮毛主席在群众中的威信，他们对以毛主席为首的革命派早已恨之入骨，正如毛主席在接见红卫兵时所说的：“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
为了营救被公安部逮捕的反革命分子，“联动”穷途末路，六次组织高干子弟，拿起武器冲击支持革命派的公安局。公安职工对待这群狂徒，并没有使用任何武器镇压。“联动”对公安部的暴行激起了革命造反派和广大群众的愤怒，在第六次冲击时，自发保卫公安部的群众己之众已达十万之众。“联动”见势不妙，落荒而逃。
半年多群众运动的惊涛骇浪，锻炼了千千万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政治思想上组织上准备了条件，迎接伟大的一月夺权风暴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