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uary 17, 2024

总的路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身绝不是一场浩劫，相反它的失败才是。此后全世界人民彻底失去了所有社会主义政权，国际范围内的红色热潮就此退却，资本主义也从六七十年代的危机中走了出来，而亿万自由的劳动人民，无数的革命战士则失去了一切，仅仅只在印度、菲律宾、土耳其和某些国家的山林中保留了一丝希望的火种。在中国，党内资产阶级在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演变成了独立于国际资本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他们为了在革命的尸体上建立起了令希特勒都自愧不如的法西斯专政，为了复活资本主义制度，首先就以最残暴的方式摧毁了曾属于工人阶级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各地的革命组织和绝大部分群众组织。紧接着又凭借社会主义时代留下的庞大工业遗产、军事力量和经济资源，通过所谓“改革开放”迅速在中国重新引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中国并未在此过程中像越南、古巴和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主义国家一样沦为国际垄断资本的半殖民地；相反，资本主义在中国，从复辟的那一刻起，就具有高度的垄断性和独立性，这使得中国必然会演变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并且目前它已经演变为了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而且是今天世界上唯一一个有野心还有能力同美帝国主义争霸的帝国主义国家。

毫无疑问，在今天的中国，和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一样，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大生产。但中国和一般的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英美那样产业空心化的国家不同。今天的中国拥有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工业产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工业强国。与之相伴的是，今天的中国还拥有人类史以来最为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并且这还是一支文化水平较高的队伍。然而可悲的是。在目前这种生产方式和统治秩序之下，最重要的和绝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商品流通手段和全部的政治权力尽归一个人数极少极少的阶级，即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独享；而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全体中国劳动人民，则由于自己可悲的政治经济地位，不得不一声不吭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维生；他们早就由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主人，沦落为了任人摆布的雇佣奴隶。加上社会生产力在近几十年来众多革命性的突破，垄断资本在疯狂积累剩余价值的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唯一目的就是永远不断地和尽可能多地积累剩余价值，这也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从根本上就是一种盲目的、反人类的存在），也必然会使大量的非垄断资本家和小生产者破产，并使其残存下来的那部分进一步被边缘化，进一步依附于垄断资本。同样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资产阶级对于工人活劳动的需求大大降低，劳动力商品现已严重过剩，剩余劳动力大军的规模，现已十分庞大，并且还在继续扩大之中。这就必然导致我们的劳动人民陷于严重内卷的困境之中，这就必然导致一部分劳动者过劳至死，而另一部分却无以谋生。到头来除了垄断资本，所有人累死累活却尽是一无所获。一句话：现状就是“劳者不获，获者不劳。人民内卷，资本得利。”这就必然会引发一个矛盾，一个对抗性的、不容调和的矛盾，即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全体劳动人民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间的矛盾。这便是如今中国社会的主义矛盾如何解决这个矛盾，事关接下来几十年整个人类文明的命运。

我们马列毛主义者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上述矛盾，就必须要发动群众灭亡资本主义的中国，重建社会主义的中国。为此，我们必须要把劳动人民团结起来，消灭目前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重建无产阶级专政。换言之，解决今天中国基本矛盾的唯一手段是进行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上一次是从1949年开始，到1956年结束的）

有人说我们共产主义者拒绝用和平渐进的手段来促进社会进步，而热衷于暴力手段。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阻碍社会和平进步的人从来就不是我们，而是统治阶级。事实上，我们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绝不是痴迷于血腥暴力的恐怖主义极端分子，假如我们能用和平手段达到同样的结果，我们又何苦流血牺牲呢？但遗憾的是，我们没法用和平手段彻底解放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因为统治阶级是一定要用刺刀来维护自身的统治的，并且正在用刺刀维护自身的统治！（中国统治阶级的法西斯暴政甚至无法容忍任何不受其控制的组织的存在，哪怕是目前那些对现有秩序完全无害的、纯粹改良主义的公益组织也无法容忍）此外，我们一百七十多年来的历史实践经验表明，从社会党国际的一众叛徒到本世纪尼泊尔革命的叛徒，凡是主张用不触及统治阶级核心利益的方式来改变社会性质的个人或组织，最终要么就是直接灭亡了，要么就是蜕变成了披着红皮的资产阶级代言人。而我们绝不要步其后尘！因此我们认为，唯有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列宁的手段才能实现我们的目的。“枪杆子里出政权”，这是适用于古今中外一切革命的真理。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今天中国的革命者应该重上井冈山，重新建立革命武装根据地？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在上世纪，以毛主席为首的革命前辈从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出发，探索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这是一条适用于一切落后国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仅适用于拥有大量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残余的国家，而并不适用于一切半殖民地国家）通过这条革命路线，革命群众将通过持久人民战争逐步夺取全国政权，从而在帝国主义时代，人为地创造出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国家，即新民主主义国家。这种国家的发展前景并非是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而是通过坚持走社会主义路线，从而和平合法的（新民主主义的法律）过渡到社会主义。（但这仍需要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坚决斗争！）即马克思所说的“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因为在这种国家，由于人民已经事先掌握了政权，所以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被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了。今天印共（毛）和菲共的同志就正在进行这样的革命斗争。

这种无产阶级及其盟友通过人民战争取得政权，并进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之所以适用，是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相对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肯定较弱。并且几乎所有的这类国家都未曾实现工业化（事实上它们也不可能在帝国主义世界秩序下实现工业化），所以其中央政府的权力往往难以抵达至地方。加上各个帝国主义势力在这类国家中也存在矛盾，难以协调。所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往往会存在政治空隙，而革命党就可借机展开活动。又因为在这类国家中，群众往往以农民（特别是近似于前资本主义的小农）为主，整个社会中充斥着大量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因此，只有通过深刻的持久人民战争，在运动中席卷整个社会的持久人民战争，才能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灌输到人民群众当中。

而在帝国主义国家中（甚至包括工业化的半殖民地国家，例如韩国和乌克兰），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工业强国中，持久人民战争理论显然并不适用。那些强行将仅适用于落后国家的革命路线说成是普世理论的贡派，则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他们根本不懂得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面对统治阶级更加强大，政治缝隙几乎不存在，并且各地经济联系十分紧密的情况，我们必须要采取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即十月革命的路线来解决今天中国革命的问题。

要贯彻这条路线，首先需要我们马列毛主义者，深入到群众的各个阶层去（当然，首先是到工人阶级中去，他们永远是我们的基本盘），去宣传、去组织、去学习、去教育。一句话：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式和组织原则。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里所说的三个过程缺一不可，每一步都值得好好分析。

（一）“将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绝不是说要我们要盲目的收集群众中持有者最多的观点，例如今天的群众大部分支持特色党的民族主义，这我们就绝不能盲从，否则我们就成了最坏的资产阶级民粹主义者；同样，这种群众意见的集中工作也绝不是说我们要特意找寻那些我们想要听到的意见，那些符合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意见。我们要做的，应该是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发掘出那些被现实的阶级斗争实践所证实了的，符合无产阶级长远利益的意见。

（二）我们收集到了群众的意见就应该将其加以系统化处理。经过我们处理的意见应该是能最大化覆盖到群众当下直接需求的意见，并且还是包含着或是导向着“推翻统治阶级”，这一现阶段终极目的意见，而不再是简单的，零碎的观点。同时，这种加工后的意见也不应该过度的学理化，以至于群众难以理解和运用。

（三）斯大林说得好：“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当我们完成了对群众意见的收集和系统化工作后，我们的宣传家和鼓动员就有义务将处理后的观点推广到群众中去，使其变成群众自己的观点，并在阶级斗争实践中加以检验这些观点。假如我们贯彻这样的领导方式和组织方式那么我们就是不可战胜的了。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有的时候，在群众斗志昂扬，运动发展一帆风顺的情况下，我们确实可以适当地拔高，适当地加入一些跳起来摸得着的要求。但总体而言，我们不应该脱离当前实际，过早地提出某些远超当前阶段的要求和意见，这会使得群众离开我们，并使本来能够争取到的利益都变为泡影。有时候，群众由于长期浸泡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海洋里的缘故，不可避免的会固守某些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思想，这时候我们提出相左意见可能会不讨人喜欢（但还是要提的），但我们也决不能急于求成，不能用我们自己的意愿来代替群众的行动，当然也不是说要我们放弃原则，屈从于群众自发的趋向和一时的观点，堕落为民粹主义者，而是要我们耐心等待，慢慢说服，让群众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逐渐认识到问题所在，逐渐认识到孰是孰非。毛主席对此总结到：“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否则就会脱离群众。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欲速则不达’，这不是说不要速，而是说不要犯盲动主义，盲动主义是必然要失败的。在一切工作中都是如此；在改造群众思想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尤其是如此。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

我们要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式和组织原则，那么我们首先就要解决我们自己怎么到群众中去的问题。任何事物，只要有所不同就一定会有矛盾存在，问题仅在于矛盾的性质如何。我们马列毛主义者，作为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作为掌握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那批人，同群众中的其他部分间还是有矛盾存在的。（这显然是非对对抗性矛盾）如何解决这个矛盾，事关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劳动人民能否在其先进队伍的带领下向革命前进了。

在目前中国这样工作时长动辄14个小时，政治监察异常严格的地方，个人单打独斗去融工显然是不行的，或者说至少是“投资和收益不成正比的”。假如我们不想做无用功，就必须要首先把我们自己组织起来，然后才能事半功倍地到工人群众中去开展进一步的工作。考虑到目前我们中国马列毛主义者主要以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以大学生为主。那么在现阶段，我们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在各个高校里将我们自己组织起来，形成初步的学生组织。我们知道，学生本身是脆弱的（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都是如此），学生组织自然也不可能作为未来无产阶级革命党的基础。但在现阶段，如上所述，我们需要最大化地利用现有人力资源，不浪费每一个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我们需要尽可能地用学生工作作为火柴，来点燃我们工人工作的火把。具体地讲，当我们在某地的学生工作达到一定规模时，我们就可以，而且是应该尽可能地派人联系工人群众。当然了，在我们准备足够充分，力量足够强大的地方，也可以直接与工人群众建立联系，这条道路以及被一些同志加以实践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上述的这种联系在一开始无疑是最基础的接触，我们绝不应该幻想能通过简单的口头语言交流就将一位深陷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海洋中的工人一下子变成台尔曼。就像物理科普工作者不应该见人就讲相对论一样，我们也不应该一开始就对群众（包括学生）讲极为深奥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我们不应该上来就讲什么“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因为这样除了把人劝退以外别无他用。事实上，我们应该从最基础的交流开始，真诚地把工人当做我们的朋友来对待，而不是等待着被老师上课的无知学生。我们应该了解他们的生活，知晓他们苦难，从最日常的，哪怕是最不起眼的细节中逐渐引导群众。当我们同群众建立了一定的信任之后，我们就有可能在日常的阶级斗争实践中（在现阶段，无疑是经济斗争）把群众团结起来，进行有组织的斗争，从而使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我们永远要明晰一点，群众往往是意识不到自己的力量的，不认为自己有可能取得成功的。而一旦群众在我们的组织领导下取得了胜利，哪怕最终并没有获得多少物质报酬，但也能大大增加群众的信心和组织度，并且只要有了第一次斗争，就有第二次，第三次。每一次这样的斗争都会成倍地扩大我们的影响力。要知道，群众假若跟着我们走，绝不是因为我们是马列毛主义者或是其他什么东西，而是因为我们为他们张目，为他们说话，为他们行动，由此他们才认可我们是其利益的代言人，才愿意听我们说话（灌输阶级意识就要特别重视这个环节），才愿意接受我们的领导；因此我们的一切行动，都必须要考虑到多数群众能否接受，是否符合多数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当前需求。但目前我们的工作极其不足，以至我们的各种组织宣传工作根本满足不了当下各种群众运动的需求，以至于我们马列毛主义者在行动上远远落后于人民群众，以至于各种群众斗争风起云涌时，我们却集体“失踪”了。我们有义务尽快尽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假如我们能够贯彻上文谈到的这种马列毛式的领导方式和组织原则，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帮助尽可能多的群众和我们自己在复杂的现实阶级斗争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认识，增强自己的信心，积累自己的经验，锻造自己的组织，培养自己的干部。而这一切都是为促进和赢得最终的阶级决战做准备。当资产阶级的统治再也无法照旧持续下去时，当人民也无法照旧度日时，当这种危机甚至把最落后的群众都卷入到政治活动中时。我们在无数的日常阶级斗争实践中所积累的一切，都将发挥出巨大的威力。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我们长期工作和无数日常斗争实践锻造出来的一支自觉的无产阶级队伍，能够在革命危机的风暴到来之际，通过高度组织的城市起义和武装总罢工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狭义的讲，就最终决战而言，工业国的革命可以约等于为全国武装总罢工）而俄国革命的历史也向我们证明了，即使是在一百年前沙俄那样一个极为落后的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都能通过这条路线夺取政权，那么我们作为二十一世纪世界第一工业国的革命者，又有什么借口不能帮助工人们重铸列宁的事业呢？没有任何借口，不能有任何借口！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持久人民战争理论仅适用于那些仍需要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国家，但如上所述，暴力革命的原则，即“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原则却是普世的。因此这就涉及到我们的“枪杆子”究竟从哪里来的问题了。

恩格斯在写给法国工人的文章中专门提到了这点，他说到“德国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决不在于选民的人数。在我们这里二十五岁才能成为选民，而二十岁就能成为士兵。既然对党提供补充人员最多的正是年轻的一代，那末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德国军队将愈来愈传染上社会主义。现在有五分之一的士兵站在我们这边，再过几年将有三分之一，而到1900年，这支以前在德国特别充满普鲁士精神的军队将大半成为社会主义的军队。这种情况正像按照命运的吩咐那样不可阻挡地日益迫近。柏林政府了解这一点并不比我们差，但是它无能为力。军队正从它的手中滑走。”虽然官僚饕餮暴政下的当代中国甚至连当年德皇治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都完全不具备，但恩格斯这段论述的底层逻辑却依旧适用于一切工业国。不用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军队从来都是国家机器的核心（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家机器的核心则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是最为纯粹的暴力机器，是极为反动的存在。然而如此反人民的组织却又不得不由劳动人民来组成，这无疑又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矛盾。而资产阶级是绝不可能消除这对矛盾的，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军队的主要成分绝不可能由统治阶级构成，因此统治阶级无法消除军队是由人民组成的事实。此外，由资产阶级掌控的军队，和其他暴力机器一样，其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是要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所以军队的存在目的本身，就绝不可能符合被统治者（即以无产阶级为首的，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任何指望资产阶级会主动放弃维护自身统治的暴力机器的人，非蠢即坏，或者两者兼具。然而任何矛盾，但凡其存在，就必然是要得以解决的。既然资本的代表无法解决军队存在的目的和其成分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人民的代表就应该去解决它，以实现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如上所述，我们早晚要把我们的人派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去，而那些受到了马列毛主义影响的群众中肯定会多少有人进入到军队当中去，我们也早晚要把我们的人同样派到军队当中去做群众工作，这就必然会使反人民的军队“愈来愈传染上社会主义”，而当这种传染逐渐加深，上述矛盾也必然会愈发尖锐。并且军队毕竟是一个社会组织，那么社会上的矛盾也就必然会多少影响到军队内部；那么当席卷全社会的革命危机到来之际，当“以前不关心政治的被压迫劳动群众中，能够进行政治斗争的人成十倍以至成百倍的迅速增加”时，军队内部也必然会发生动摇和分裂。而到了那个时候，究竟有多少士兵会倒向革命人民的一方，就要看我们平日里做的各种工作（当然也包括军队中的工作）究竟成效如何了。

在上个世纪，我们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红遍了大半个世界，然而这一切却最终被各种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给全部破坏了。据此可知，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的威胁主要是革命组织内的修正主义势力。我们必须要明晰一点：在阶级社会中，一切社会组织，包括革命党都必然或多或少的会反映整个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实际。因此任何试图构建一个彻底纯粹的组织的人，都是十足的幻想家。虽说如此，但决定一个组织性质的毕竟是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路线，而我们左派的使命，就是要保证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能够在组织内占据主导地位。要达到这点，就必须要进行路线斗争，不断的用正确的路线，符合群众根本利益（在现阶段是取得政权）的路线，来对抗其他各种各样的错误路线（特别是修正主义路线）。然而如果文字就此戛然而止，那么上面的论述就成了一句空话。毕竟正确路线不可能凭空而来，路线斗争也必须讲究一定的方法策略。

（一）正确路线，从本质上讲就是我们对自己正确认识，即真理性认识的实践。关于如何取得真理性认识，毛主席总结到“列宁这样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着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我们在上文也提到了，组织内的路线斗争，实际上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组织内的反映。我们的一切力量，我们的一切根基都来源于我们同无产阶级群众在现实阶级斗争实践中的深刻且广泛的联系。诚然，我们也知道有时候基于过去阶级斗争实践的理论知识也能让一个人至少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基本走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然而决定一个政治组织力量大小的，永远不在于其理论的精妙与否或理论家的妙论如何，而在于究竟有多少群众愿意跟着该组织的路线走。即使我们有十万个理论工作者，即使我们组织的再严密，再完美，但不去组织和领导群众又有什么用呢？我们共产主义者一旦脱离了群众，除了仍人宰割或抱头鼠窜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呢？一句话，正确的路线，一定是根植于群众现实的阶级斗争实践的，是需要我们运用群众路线（这是一种领导方式和组织原则）来提取出来的。

此外有时正确认识首先只被一部分人所掌握，而组织整体可能却犯了错误。那么应该如何及时止损，并推广正确的认识呢？联盟认为，这需要依靠民主集中制原则。诚然，为贯彻组织的意志和无产阶级统一行动的原则，任何无产阶级革命组织都需要将集中统一的意见，经过民主讨论后形成的广泛意见加以坚定地贯彻执行。任何组织成员，包括持少数反对意见的同志也应当执行多数人通过的决议。（前提是决议本身没有违背基础的纲领性原则）然而人们却往往忘记了党内民主，而实际上，这才是民主集中制的主要方面。这种民主绝不是资产阶级式的形式民主，而是无产阶级的民主，巴黎公社式的和苏维埃式的民主。人们除了有支持和选择某种意见的权力以外（在“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仅局限于形式上的投票权），还要有否决某种意见，罢免某些干部的权力。如果我们的组织是一个真正实干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的话，那么组织中的绝大部分，都应该是深入群众斗争一线的实际工作者、职业革命家和无产阶级群众本身才对。他们必然是能够从火热的阶级斗争实践中，在和群众的交往过程中获得最直接的正确认识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组织如果真正按无产阶级民主加以组织的话，那么不用说，我们的绝大部分集体决议肯定是会走在正确路线上的。而且即使偶尔犯了错，也能够通过迅速纠正过来。在历史上，列宁刚从德国回到俄国时，党内上层分子中就有不少人反对他毫不妥协的革命路线，但列宁并未就此屈就于这部分动摇的领袖的意见，而是切实的贯彻了党内民主的原则，依靠成千上万的基层党员干部，将他们的意见汇聚成了一股洪流，并最终将其变为了全党多数人的统一意见，从而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大获全胜。

（二）正确路线，一定是在战斗中越来越巩固自己的主导地位的，而不是温室中成长的脆弱花朵。当初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派领袖就特别害怕在组织内进行路线斗争，特别害怕这会破坏组织内的团结与稳定，结果最终却导致党内的矛盾逐渐激化，右派势力逐渐膨胀，整个党也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堕落为了德国资产阶级的救命恩人。我们今天的马列毛主义者一定不要重蹈覆辙。我们要鼓励在组织内进行路线斗争，我们有理由相应，马列毛主义的科学理论能够争取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支持，能够保持革命路线在组织内的主导地位。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我们要使用“团结，斗争，团结”的公式，使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加以自我批评，认识到为何出错，以及如何改正。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可以真正团结到组织中和群众中的大多数。

同样的公式也适用于我们对待各种泛左派的策略，为了真正地团结他们，我们反而要同其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我们知道肯定会有人指责我们搞宗派主义，不懂得联合各种泛左派。但问题在于什么是“联合”？如果我们把“联合”定义为“一定范围内的个人或不同团体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在一定原则下选择的统一行动”的话，那么我们同任何人联合（这里我们指的是原则性的联合）的目的都必然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最高要求而服务的。然而，我们马列毛主义者是讲理论分析和实践证明的，我们的理论和道路绝不是哲学家或伟大导师从真空中凭空想出来的绝对正确的律令，而是在过去一百七十多年里，无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具体的、血与火的阶级斗争实践中一步步总结出来，并反复被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为代表的无数具体革命实践和今天仍在印度和菲律宾等地进行的人民战争所反复检验的理论；是在实践中能够进行自我反思并不断发展的理论。（不然是怎么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马列毛主义的呢？）而历史和现实也同样无数次的证明了其他各种各样的什么“社会民主主”、“托洛茨基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妙论从来就没有同工人运动真正大规模的结合过，几乎没有为运动争取到半点的突破，反而很多时候在起阻碍作用，更不要提靠它们推翻资产阶级专政了。且不谈已经沦为和自由派没什么实际区别的现代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第二国际时代就已经被驱逐出去的无政府主义者，就是一向以布尔什维克正统自居的托派分子也就那样。托派分子所鼓吹的什么‘工农对立’，就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或人民民主主义国家成为过主要的对抗性矛盾；还有他们热衷讨论的所谓‘官僚问题’，实际上和自由派天天痛骂的所谓“秦制”一样，基本就是一个空洞的靶子和好用的帽子；至于那荒谬的“世界革命论”，则是否认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基础才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够最大程度上支援世界革命的手段。这种策略不但难以推动世界革命，甚至会把已经建成的社会主义政权也葬送进去。对于那些自称为“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者”的人也就是贡萨罗派还值得分辨一番。我们相信绝大部分贡派朋友都是多少有一定理论基础的，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实际上是被极少数顽固的接近于修正主义者甚至已经是修正主义者的贡派所误导了的。对于前者，我们认为只要他们继续坚持学习基础理论，并多多加以反思的话，肯定是可以继续进步并最终投向我们的队伍的；但为了帮助他们实现进步，我们反而要不断指出他们目前的问题所在。而对于极少数十分顽固的贡派分子，只要他们没啥现实影响力我们就几乎可以无视他们，而假设有的话，我们就不得不采取对待修正主义敌人的办法来对待他们了。事实上，贡派和马列毛主义主流派之间的路线斗争已经持续很久了，并且还将持续下去，而我们的一些同志也已经在部分国内合法公开的平台上同他们交锋过好多次了，写了不少优秀的文章。实际上泛左翼的问题绝不只有我们刚谈的那么一些，但在这里实在没法全面展开论述了，我们现在只谈一点：要想真正促进那些泛左派的人进步，要想真正实现广泛的联合，要的绝不是我们马列毛主义者去妥协或勉强接受对方的所谓“妥协”，而是要坚持路线斗争，坚持用马列毛主义的方法逻辑来指出他们的正确和错误的地方以及为什么正确或错误；唯有这样才能够在革命的旗帜下实现真正的大联合，否则当我们在错误的路线下同泛左实现了所谓的‘联合’又有什么用呢？这样的“联合”甚至会让我们把自己本来相对正确的东西也被迫丢失了，实在是得不偿失。而若是我们能够将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共识总结起来，锻造成一把利刃，并在具体事例和运动的发展中实际运用这把利刃来深刻的解剖各种现实问题的话，那么任何真正愿意推进革命而又具有基本的反思能力的人反而更容易摈弃原先错误的东西，转而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从而实现真正的大联合。

与此同时，我们中国的马列毛主义者现在却又迫切需要另一种联合，即真正的革命组织之间的团结。目前在中国已经诞生了新一批更先进的革命组织，它们相较于先前那些初步的组织能更好地处理线上线下、秘密公开和墙内墙外等各种工作间的分工与配合。但正是由于新生的各种组织有一定数量，而彼此之间却又缺乏联系，于是大量的革命工作（例如刊物文献的写作和编辑工作）被重复进行了，宝贵的人力资源被大大浪费了。但它们之间是也是可以而且应当团结起来的。

因此我们应当从统一的革命路线下的基本合作开始，互相促进各自的成长，互相帮助到各方的革命工作。从我们建立马列毛主义统一战线联盟，到共同进行部分工作，乃至未来一定条件下的最终组织合并，这种联合都可以促进各加盟组织的成长，能够逐步解放我们的干部，使他们能去做更重要的工作。这种联合，必须是要有条件的，必须是基于革命斗争需要和各组织的现实要求进行的，因此这种联合必须在各组织自愿的前提下进行，这也就意味着各加盟组织应具备足够在此过程中充分审视其他组织的条件，也必需具备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

如果各方组织的成员基本都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话，那么我们在不断地了解与合作中，日渐密切的革命工作中，自然能够不断的促进大家的信任与联合，能为我国革命力量的进步提供更大的贡献。

基本原则

综上所述，我们马列毛主义统一战线联盟现做出以下基本原则声明：

1、联盟认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大于一切。联盟的一切工作将为实现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服务。

2、联盟认为，中国目前是一个彻底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是一个法西斯式的帝国主义国家。这个国家的主要矛盾是“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全体劳动人民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间的对抗性矛盾。”所以中国劳动人民一定要进行一场新的社会主义革命来重建无产阶级专政，这便是整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最高要求。而联盟将竭尽全力来推动这项事业的发展。

3、马列毛主义（可简称为毛主义）是联盟唯一的指导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马列毛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阶段，且在可见的将来，任何人或组织在任何情况下，不得给马列毛主义添加任何限定词或后缀。

4、目前联盟的阶段性的最低任务是促进我国真正马列毛组织的联合，最高任务是在中国重建列宁式的无产阶级先锋队。

5、有计划且有组织的融工项目，是联盟当下最重要的任务。这是联盟未来一切组织宣传工作的前提。

6、联盟认为中国的马列毛主义者，应该尽可能的团结起来，尽快消除目前这种社会主义运动落后于群众自发运动的情况。

7、群众路线，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式和组织原则是联盟一切群众工作的根本方法。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就是我们的利益

8、联盟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运动中相当重要的一环，中国的革命者必须承担相应的国际主义义务。因此联盟毫无保留地支持其他一切工业国工人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以及一切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特别要支持被压迫民族反对中修帝的斗争。

9、联盟坚决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势力（首先是反对中修帝），坚决抵制一切帝国主义战争和代理人战争（特别是愈发逼近的中美战争和台海战争）。联盟必须要贯彻列宁的革命失败主义原则，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以任何形式支持垄断资产阶级当局半点。当战争爆发时，我们中国的同志要同各国马列毛主义者一道，促成本国统治阶级的垮台，用反对本国统治阶级的革命战争，来代替各国劳动者自相残杀。

10、联盟反对各种形式的强制兼并，我们主张各民族、各地区的群众享有最彻底地自决权。联盟反对以任何理由，不顾某地区或某民族大多数人的自愿，强行将某地归于某个政权。这里我们首先指的是台湾问题。

11、各加盟组织在遵循马列毛主义的政治路线和以上的基本原则的条件下，应保证互相尊重、互相平等。特别是要在除重大政治原则分歧以外，尊重各自组织的内部管理决策和安全问题。

12、在坚持第11条的情况下，各加盟组织尽可能地、无上限地促进彼此的团结，形成更好的关系，互相帮助，以促进联盟总的工作的发展。同时，也应保证各加盟组织有权自由退出。

13、各加盟组织应委派各自代表负责各方的合作、协调和其他事宜；相关代表应集中起来讨论联盟事宜。如有矛盾分歧，应首先通过代表会议协商讨论，若仍不能解决，再各自在组织内部就相关矛盾进行更广泛共同决议。

14、各加盟组织及其成员有义务坚持以上原则。